第九期   2010年 11月出刊   
 
 
 

▲2010年8月27日,第四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與會人員於臺大文學院演講廳前合影。

 

「第四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紀要
林楓h(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一、緣起

2010年8月27日至29日,由臺灣大學歷史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以及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人文社會學科東洋史學專攻等單位合辦的「第四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於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舉行。本會議的理念是建構一個以青年學者為主體的國際性中國中古史研究的交流平台,前三屆(名為「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分別由北京大學及武漢大學主辦,本屆則移師臺北。主辦單位邀請臺灣、中國及日本三方青年學者與會發表論文或擔任評論人,臺灣方面共有臺灣大學、清華大學、中興大學、中正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逢甲大學以及中研院史語所等單位的青年學者參與。

二、會議內容

本屆會議為期三天,進行12場發表會,每場發表會宣讀2至3篇論文,發表人及評論人均須事先繳交書面稿,每篇論文的發表、評論及討論時間約50至55分鐘不等。為使與會學者「交流」順利,主辦單位特別邀請目前就讀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的郭珮君同學全程擔任日文口譯,其流暢平實的口譯獲得在場學者的一致稱讚。本屆會議除論文發表外,另於第一天早上由日本中央大學阿部幸信先生主持森本淳先生的追念活動。森本淳先生為前二次會議的參與者,主要研究東漢末年、三國時期的政治史及走馬樓吳簡,他不幸於2009年年底病逝,主辦單位因此特別舉辦此項追念活動。

▲第四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會場。
(攝於臺大文學院演講廳)

第一場發表的論文為︰李昭毅(中正大學)〈從漢代「分等課役」原則說「傅」與「為正」〉、陳侃理(北京大學)〈從陰陽書到明堂禮──讀銀雀山漢簡〈迎四時〉〉。李昭毅試圖跳脫「始徭役」或「始兵」的傳統觀點,從「分等課役」的角度,重新檢討漢代傅籍與課役的關係,他指出「傅籍為正」具有人身支配與編戶支配的雙重意含。評論人阿部幸信及與會學者皆肯定以「分等課役」的方式討論漢代的課役制度,但建議作者釐清「傅籍」、「卒」與「正」等概念,並討論漢代不同時期的變化對傅籍年齡的影響。

陳侃理結合傳世文獻及銀雀山出土資料復原〈迎四時〉,認為銀雀山出土的〈迎四時〉與《皇覽》內的〈迎四時〉為內容相同文獻,並試圖從〈迎四時〉在目錄學分類上的變化,討論漢代儒家吸收和整合陰陽家的過程。評論人游逸飛(臺灣大學)肯定作者紮實的對比及考證工作,建議作者從客觀及主觀兩個面向,討論〈迎四時〉在目錄學分類變化上的意義。其他與會學者提出包括墓葬品的語境問題,以及儒家與陰陽家其曖昧模糊的關係等供作者參考。

▲第一場發表會,上圖左起:郭佩君、阿部幸信、李昭毅;下圖左起:葉煒、陳侃理、游逸飛。

第二場發表的論文為︰陳識仁(輔仁大學)〈寐寤之道──中國中古時代的睡眠觀〉。陳識仁討論中國中古時代儒家、道家及佛教三家文獻中的睡眠觀,並試圖重建三家睡眠觀對時人的影響,意圖開創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評論人余欣(復旦大學)認為此文具開創性質,惟使用的部分文獻難以特定區分為儒、佛、道的某一家文獻,且較少運用出土資料,希冀作者可以加以補充。與會學者詢及為何選擇中國中古時代作為此一課題的切入時間點,並與作者討論「寐」與「寤」的概念是否需要分開討論。


▲第二場發表會,左起:陳識仁、葉煒、余欣。

第三場發表以近年發掘的長沙走馬樓吳簡內的戶籍內容為主題的研究,兩篇論文分別是︰谷口建速(早稻田大學)〈從長沙走馬樓吳簡看三國的給役與賦稅〉、張文杰(逢甲大學)〈走馬樓吳簡所見戶籍簡籍注內容試探〉。谷口建速結合走馬樓吳簡中的名籍及倉庫關聯簿,討論東吳政權的賦役體系的一端,以此理解政府如何管理基層民眾。張文杰詳細地復原走馬樓吳簡中的《竹簡.壹》的戶籍內容,並利用其籍注內容研究東吳政權對基層社會的掌控能力。評論人孟彥弘(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及永田拓治(阪南大學)和與會學者對兩篇論文皆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整理及研究走馬樓吳簡戶籍可以增進學界對於東吳政權甚至是前後朝代的理解,不過也分別提出如何「整理、分類」走馬樓戶籍簡的內容、「給役」在走馬樓戶籍簡的意義、走馬樓戶籍簡反映的時代意義,其代表東吳戶籍制度為何,以及如何理解東吳戶籍制度與前後朝代戶籍制度的承繼關係。


▲第三場發表會,左起:永田拓治、張文杰、佐川英治、谷口建速、孟彥弘。

第四場發表的論文為︰魏斌(武漢大學)〈漢晉南方人名考──以單名、二名的展開及其意義〉、張榮強(北京師範大學)〈唐代吐魯番籍的「丁女」與敦煌籍「中女」──兼論兩晉南朝與北朝女子「丁中」標準的差異〉。魏斌以走馬樓吳簡中整齊劃一的單名登記為出發點,討論中國南方在漢晉之後,受到政府及上層文化的影響,由原先單名與二名皆有並具有南方特色的命名方式,轉變為單名的命名方式,說明華夏文化對中國南方社會的影響。評論人吳修安(臺灣大學)及許凱翔(新竹清華大學)認為,作者利用吳簡內的姓名研究華夏文化對中國南方社會的影響,為增進學界對中國中古前期南方的理解,作出卓然貢獻。但他們也指出,作者旨在討論南方基層民眾命名問題,文中對魏晉時期「中國南方」的範圍卻無明確定義。在討論文化交流時,作者過於強調單一方文化的影響力,忽略雙方文化對彼此的影響。作者亦疏於討論基層民眾命名的傳統,並太看重政府在命名行為上的作用力。與會學者則建議作者,是否考慮與鮮卑族漢化後取名方式進行結合討論,除了強調姓名的政治性,也應注意社會性的一面。此外,文中尚有眾多詞彙定義不清的現象,亦應注意。

因張榮強因故未能出席,由葉煒(北京大學)代為宣讀。張榮強此文討論唐代敦煌文獻與吐魯番文獻,分別將成年女子記錄為「中女」及「丁女」,作者認為此種矛盾反映了南北朝雙方對「課役身分」認定的不同,指稱敦煌的戶籍稱謂是延續北朝到唐代的「丁中制」,吐魯番戶籍稱謂則是延續自兩晉制度。評論人孟彥弘和與會學者認為,作者研究出敦煌與吐魯番兩地政府判斷女子成丁的不同標準,並指出其各自的歷史來源,為一具創見性的研究,並認為此文為兩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方不同稅賦制度的研究奠定基礎,但仍須進一步討論賦稅制度其他不同之處,以及南北方為何有此差異存在。


▲第四場發表會,左起:吳修安、魏斌、陳識仁、葉煒、孟彥弘。

第五場發表的論文為︰徐沖(復旦大學)〈「處士功曹」小論──東漢後期的處士、故吏與君臣關係〉、趙立新(東吳大學)〈南朝士人起家前的名聲與交遊〉。徐沖考察〈繁陽令楊君碑〉碑陰題名內的「處士功曹」,對東漢後期的「處士」和「故吏」進行有別於以往研究視角的觀察,並認為「處士功曹」的名號是東漢後期地方政府與地方士人間達成的「第二次君臣關係」中的一體兩面。評論人安部一郎(金澤大學)對作者以新視角處理東漢後期的君臣關係感到佩服,惟「處士功曹」僅出現於〈楊君碑〉,須考慮其代表性。再者,評論人亦提出「功曹」與其他縣衙職位相比,其特殊性為何,政府與士人兩者應處於互動而非單向關係等意見,與作者商榷。與會學者也積極參與討論,並認為可以展開「二重君主觀」的新研究。

趙立新討論南朝士人起家前,以「名聲」為目的展開族內的交遊活動,並與族內同輩產生競逐的意識,而此活動的產生與族中長輩意欲藉由子弟的仕宦來延續家族的發展相關,到了南朝後期活動越趨興盛,揭露出異於南朝門第發展的因素與契機。評論人小尾孝夫(東北大學)認為作者立基於對東晉南朝門閥政治的理解,對此課題進行了細緻而深入的研究,值得肯定。同時提出幾個問題︰族中長輩評比的標準為何?與九品官人法的關係為何?與會學者也質疑《世說新語》等南朝史書揭露的評比,皆有類型化的傾向,應如何理解?《顏氏家訓》中提出南朝士族的腐敗,與此篇論文中士族重視教育的理解要如何整合等問題。


▲第五場發表會,左起:小尾孝夫、趙立新、阿部幸信、徐沖、安部一郎。

第六場發表的論文為︰黃玫茵(臺灣大學)〈唐代後期江南貶官研究──以江南六使區官僚的貶入遷出為中心〉。作者以江南六使區為主,輔以兩《唐書》及《資治通鑑》等史書,分析唐代後期官僚的貶官遷出,試圖以量化的方式,探討江南地區文化發展的水平高低。評論人游自勇(首都師範大學)與陳文龍(北京大學)均認為作者花費極大心力整理出唐代後期江南地區官僚的貶官遷出表格,實屬不易,但也皆指出量化分析的局限性以及資料來源的問題。與會學者建議可以利用「官品」為主討論官員的「遷轉」,並使用晚唐文學進行更多元的分析。


▲第六場發表會,左起:游自勇、阿部幸信、黃玫茵、陳文龍。

第七場發表的論文為︰岡部毅史(大阪市立大學)〈關於北魏前期的位階秩序──以對爵與品的分析為中心〉、吉田愛(早稻田大學)〈東魏北齊的鄴和晉陽〉。岡部毅史從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的職令出發,探討當時的官制與爵品的關係,以此考察北魏前期的位階秩序。作者認為當時的官員身分不單單以爵位來表示,而是以官品和爵位為基礎,輔以將軍號和官職等多元的位階體系。評論人胡鴻(北京大學)認為作者以「位階秩序」為出發點的探討,與閻步克的「品位結構」有異曲同工之妙,標示著中國中古時代制度史研究的新浪潮。不過也就「北魏前期」時限界定、異姓王與爵位的關係,以及爵品與九品官人法的關係等問題,與作者商議。與會學者則針對以上問題及北魏漢化與爵品、官品的關係,以及《魏書》對北魏初期記載隱晦不明、如何引用等問題進行討論。

吉田愛探討北齊的鄴及晉陽,以及東魏、北齊的王都與霸府體制。其統計北齊皇帝來回鄴及晉陽的次數和兩都的地理情勢,認為北齊皇帝扮演著農耕與遊牧兩個世界的君主角色。評論人朱振宏(中正大學)及與會學者認為,作者以北齊的鄴和晉陽出發,討論中國中古前期北方政權中常見的「二元統治」體系,實屬難能可貴。不過也提出下列幾點問題,與作者商榷:除了二元統治體系的原因外,是否與晉陽地處對外前線相關?單純地判斷鄴是農業首都,晉陽是遊牧首都,是否過於草率?北齊皇帝為何選擇鄴而非洛陽為政治首都?北齊選都與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的關係為何?


▲第七場發表會,左起:郭珮君、胡鴻、剛部毅史、魏斌、吉田愛、朱振宏。

第八場發表的論文為︰林靜薇(中正大學)〈東魏北齊遣使制度初探〉、內田昌功(秋田大學)〈南朝後期建康的朝堂布局〉。林文旨在釐清東魏北齊遣使南朝及西魏北周,是否有一明確的遣使制度,作者認為東魏北齊遣使官員無論在官品或官職上,遣往西魏北周的使者皆重於南朝,並由遣使反映出北齊後期國力的衰微。評論人佐川英治(東京大學)與松下憲一(北海道大學)認為,作者以官品或官職的重要性與東魏北齊的對外關係結合探討,實為一具創意的見解。也提醒作者須深入討論東魏北齊的官制,以釐清出使者的官職對外交政策造成的影響。再者,是否考慮將研究時限提前至北魏或三國時期。與會學者並提出是否可將遣使視為一個常規性的「制度」,而忽略了遣使制度作為一政治、戰爭的手段等問題。

內田昌功從南朝建康宮城雲龍門位置入手,研究南朝中書、門下、尚書等官府機構權力的變遷,討論朝堂布局與皇帝權威性的關係,並希冀以此理解南朝的宮城設計如何影響北朝進而影響隋唐。評論人孫正軍(北京大學)指出,作者長期致力於魏晉南北朝宮城史研究,為此一領域的權威,此文顯現作者深厚的治學功力,並開拓宮城史的新視野。不過,孫正軍指出作者復原建康城雲龍門的位置與前輩學者的意見相左,況且關於雲龍門的史料記載少,如何突破這個缺口?近年中古史學界對隋唐歷史文化的發展是「南朝化」或「北朝化」頗有爭議,與會學者一致認為此文對都城、朝堂布局的研究可能可以對此爭議帶來新的觀察點。


▲第八場發表會,左起:郭珮君、內田昌功、鄭雅如、林靜薇、佐川英治、松下憲一。

第九場發表的論文為︰?山智史(明治大學)〈北魏的東清河崔氏──崔鴻《十六國春秋》編纂的背景〉、藤井康隆(名古屋博物館)〈關於南北朝陵墓喪葬空間的構思和設計〉。?山智史以崔鴻編纂的《十六國春秋》出發,探討東清河崔氏一族在北魏政局的動向及所處立場,並論及孝文帝漢化政策。評論人林宗閱(臺灣大學)認為作者不只分析《十六國春秋》的體例形式,兼及其相關人物與政治意涵,豐富了我們對《十六國春秋》和北魏東清河崔氏的認識。不過評論人也指出作者意欲強調「東清河」崔氏的「籍貫」意識而非「郡望」意識,以及論文題目訂定不當等問題。與會學者提出了《魏書》編纂與《十六國春秋》編纂兩者間的關係仍模糊不清,以及如何看待《魏書》及《晉書》採用《十六國春秋》的問題。

藤井康隆比較南北朝陵墓在整體佈景、墓室結構與墓畫等項目的異同之處,探討南北朝各自的禮儀形式,並得出雙方天下秩序的建構方式之異同,指出日後的隋唐禮儀受到南朝影響。評論人林聖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認為作者以其考古學專長,比較及分析南北朝陵墓,並得出南朝的陵墓形式影響日後隋唐的陵墓形式,實為一別出心裁的研究。但指出能否以陵墓代表南北方的差異、是否忽略討論南北方相互的影響,以及作者此文只利用考古報告而缺乏一個動態性變化的討論。與會學者提出陵墓或墓葬文物其作用為何?是給誰使用?沒有區分陵與墓的不同等問題與作者進行討論。


▲第九場發表會,左起:郭珮君、藤井康隆、趙立新、?山智史、林宗閱。

第十場發表的論文為︰陳昊(北京大學)〈若隱若現的城市中被遺忘的屍體?──隋代中期至唐代初期的疾疫、疾病理論的轉化與長安城〉。陳昊此文試圖探討隋代中期至唐代初期長安城的居民如何理解及面對疾疫的流行,並討論禮儀、葬法及佛教分別提供了城市居民對疾疫的多元體驗及理解。評論人胡雲薇(臺灣大學)指出,此文欲從「城市的視角」切入「醫療史」的研究中,探討空間與疾疫的關係,角度新穎,卻因大量援用各種學說與研究成果,主題似乎模糊;且部分論證可供證明的史料過少,有說服力不足之虞。與會學者提出作者忽略疾疫與屍體間的關係、不同葬法與時人對疾疫認識的關係,以及政府在疾疫流行時扮演的角色為何等問題與作者討論。

第十一場的兩篇論文主旨皆討論中國中古時期的爵制,發表人及篇名分別為:顧江龍(首都師範大學)〈漢晉南北朝外命婦初探〉、葉煒(北京大學)〈唐代異姓爵的襲封問題〉。顧江龍認為漢晉南朝的外命婦制度尚未成型,直到北周時建立以官員勳位敘封母妻的制度,才成為唐制的直接來源,而此變化也反映五等爵及封君走向虛封的過程。評論人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肯定作者將爵制研究的視角延伸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外命婦,就有限的材料進行詳實考證,重建此時期各政權封授外命婦的情形。

此外她指出作者以唐制為本向前追求外命婦制度,恐會忽略魏晉南北朝時期封授外命婦的時代特色;再者,作者僅從爵制脈絡考察制度變化,忽略制度背後也承載特定的文化價值,當時的性別文化與婦女地位亦可能影響外命婦授封的運作,若能引入不同視角更能豐富討論。與會學者建議作者對外命婦進行分類,時代分期可再細分,以此凸顯其時代特色,並就部分引文進行討論。

▲第十場發表會,左起:陳昊、胡雲薇。

葉煒指出,唐代封爵繼承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傳統,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及繼承性,然而自肅、代兩位皇帝後,異姓襲爵發生顯著變化,襲爵降封,無法世襲,以及獲襲時間多有延長的特色,並影響宋代異姓爵無法世襲。評論人戶川貴行(九州大學)認為,作者討論肅宗及代宗以後異姓襲爵的若干變化,並與宋代的異姓爵作一連結,實為中國中古官僚制極具意義的研究。他也指出如何思考中唐以後藩鎮盛行與異姓襲爵的問題,以及從官僚制的角度觀察,異姓襲爵降封的意義。與會學者則就異姓襲爵的變化與中唐以後皇權高低轉變與作者討論。

▲第十一場發表會,左起:戶川貴行、葉煒、松下憲一。


▲第十一場發表會,左起:鄭雅如、顧江龍、松下憲一。

第十二場發表的論文為︰蔡宗憲(中興大學)〈鄧艾祠廟的跨域分布及其祭祀爭議──中古神祠的個案研究之一〉、田中靖彥(東京大學)〈澶淵之盟和曹操祭祀──關於真宗朝的「正統」萌芽〉。蔡宗憲以鄧艾祠廟為出發點,希冀以有別於國家祠祀政策的角度,討論神祠信仰的歷史面貌。作者先?及鄧艾生平事蹟與不同區域間祭祀鄧艾的因緣,再由鄧艾祠廟引發的祭祀爭議,討論時代背景的不同如何影響士人對鄧艾祠廟的看法,同時也探討基層人民與神、鬼祠廟的關係。評論人雷聞(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認為在中國中古的神祠信仰研究中,此文罕見地以個案研究為切入點,有別於以往自國家的角度觀察,為一篇紮實的力作,卻也指出鄧艾祠廟跨地域分布代表的意涵,是否有不同地域間相互影響的關係?鄧艾神祠與中國自古以來的「厲鬼」信仰的關係,人民是否將鄧艾視為「厲鬼」信仰?與會學者詢及國家對地方立神、鬼祠廟的態度以及其處置方式為何?這種跨地域的信仰是否與作者採用的石刻史料有關等問題。

田中靖彥一文指出簽訂澶淵之盟的衝擊,導致北宋「正統觀」興起,其中除了強化北宋「正統」的論述外,也以此檢驗歷朝歷代的「正統」與否,其中更加重視第一次三帝鼎立的「三國時代」的評定。真宗朝時由於其自身的性格及統治上的需求,藉由亳州的曹操祭祀,肯定曹操與魏的正統地位。然而此種肯定曹魏正統與封禪的作法,隨著真宗朝的結束,逐漸消失在歷史舞台上,只留下「三國正統論」的框架。評論人仇鹿鳴(復旦大學)對於作者從《冊府元龜》正統觀的闡述與真宗朝對亳州曹操廟的尊崇切入,討論真宗朝意欲藉由強調曹魏的正統來凸顯自身的正統,感到佩服。他也指出作者論述北宋對歷朝帝王的祭祀是延續唐代的傳統而來,因此無法從此判斷北宋正統觀的獨特之處。另外,北宋祭祀曹操的地點一向位於鄴城,如何理解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到亳州祭祀曹操的意義。與會學者也提出〈亳州魏武帝帳廟記〉代表性、真宗同時間祭祀亳州太清宮與祭曹操廟的關聯性,以及真宗封禪與其正統觀建立的因果關係,真宗朝時特殊的「曹魏正統觀」與整體北宋政府的「正統觀」有無一致的關係等問題。


▲第十二場發表會,左起:仇鹿鳴、田中靖彥、余欣、蔡宗憲、雷聞。

三、回顧與展望

本屆研討會發表的論文,涉及時代上自兩漢,下及北宋,其中以魏晉南北朝的研究最多。日本學者仍有優秀的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傳統,而多篇論文也顯示出其對思想史與文化史的關注。中國學者的研究主題依舊以政治制度史為主,並逐漸展示出其文化史及社會史的相關研究。臺灣學者的研究課題整體來說較為多元,與以往的研究相比,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比例稍有增加。總體來說,三方學者皆著重於「史料」上的考證與論述,並以此為基礎提出新解釋,甚至是中國中古史研究的新框架。青年學者試圖突破以往研究框架的企圖可見一斑。本屆會議除了單篇論文發表外,中、日、臺三地分別撰寫近五年三地魏晉南北朝史或中國中古史研究的發展,亦收入本屆會議論文集。

本屆會議的目的著重於中、日、臺三方青年學者的聯誼與交流,希冀建立三方互動平臺。參加會議的學者皆把握三天會議的有限時間,充分進行廣泛的交流與討論,以掌握三方學界研究的新動向。目前中國史研究已非「單兵作戰」的時代,如何進行團隊合作,皆是邁入二十一世紀後,各地學者面臨的嚴峻挑戰。藉由「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的持續進行,或許可以成為不同地區的學界進行對話與交流的新典範。

▲2010年8月27日,第四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與會人員於臺大文學院演講廳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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