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逸飛（以下簡稱游）：邱老師的大學、碩士和博士生涯，都在臺大歷史系渡過，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知道《史原》這份刊物？
邱澎生（以下簡稱邱）：1985年我一進碩士班，就知道《史原》了。其中主要緣由，大概要從系主任徐泓先生（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說起。當時徐老師剛接系主任，對研究生盯得很緊，很想塑造臺大歷史系更好的研究與討論環境。大概是從那時候開始，研究生每學期選課，都要排隊進系主任辦公室取得系主任同意的簽名，才能完成選修手續。就我所知，臺大歷史系以前似乎從來沒有系主任這樣做。像有一位專門研究古代史的博士班學長，因為想貫通古今而選修一門中國現代史課程，系主任不是簡單地在選課單上照章簽名而已，而是要求他先說明何以不多修自己論文主要相關的課程。這種比較「鐵腕」的作法，其實也曾引起當時一些研究生的反彈與不平之鳴，覺得系主任管得太多。而系主任為研究生選課項目把關，實際成效固然因人而異，仍是要靠研究生自動自發才行。但無論如何，徐老師擔任系主任時，對研究生的學術培養工作確實很積極，因而也頗關注研究生既有的學術討論會以及《史原》編務。我記得當年一進研究所，系主任就召集全體研究生，要求大家務必參加研究生的學術討論會，並期待共同將《史原》辦好。這應是我為何一進碩士班就知道《史原》的主要緣由。
游：為什麼老師在碩士班時，沒有在《史原》上發表文章？
邱：就個人因素而言，我唸碩士班時並沒有很想寫文章，成為學者（我喜歡「有用的」學術，而非「空談的」學者，可參見拙作〈歷史如何有用〉）。就環境因素而言，當時研究生雖知《史原》，卻沒有真正感受到《史原》的存在。一來《史原》似乎沒有積極邀稿，二來我平常也沒聽到同學在講「某人在《史原》寫了一篇文章」等話題，大部分研究生似乎並不覺得投稿《史原》是件重要的事。
游：《史原》第1期「本所紀事」裡有「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研究討論會」的介紹。該研究討論會創辦於1968年底，由研究生宣讀論文，每月舉行一次。其中羅龍治先生（臺灣科技大學退休教授）於第八次研究討論會宣讀的論文〈論唐初功利思想與武曌代唐的關係〉，就發表於《史原》第1期。徐泓先生、林能士先生（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宣讀的題目似乎也與他們在《史原》發表的文章有關。早期的研究討論會與《史原》的關係似乎十分緊密。不知到了邱老師念研究所時期，兩者關係是否有所轉變？
邱：當時研究討論會的狀況已不如以往，徐老師雖然很想恢復它的活力，但是成效應該有限。現在回想起來，組織研究討論會的最大困難是大家的研究題目都愈趨狹窄，大部分的報告題目很少能引人興趣。因此當時研究討論會常常辦不起來，不是頗難找到人報告，就是報告時聽眾很少，討論氣氛頗差。逼得徐老師後來甚至得採取點名制，許多研究生不喜歡受逼去聽報告。但當然也有例外，還是有些較有趣味的報告題目，負責報告的研究生也大都很慎重。我想還是有人在這些討論會裏受惠，不能一概而論。
我還記得後來張隆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進碩士班後，跟林美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士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等人一起推動了一些重要改革。諸如草創「臺大歷史所研究生組織章程」；並籌組跨校的歷史學研討會，成立了「大江研討會」，很認真地運作，我曾參加過幾次，感受到較積極的氣氛。但臺大歷史所研究生組織章程對提昇學術的作用，則應仍有限。
游：老師唸博士班時，曾參與第18期《史原》的編務，擔任李慶龍先生（韓國世宗大學教授）〈亭林〈裴村記〉與〈郡縣論〉的學術背景與著成年代考〉、張隆志先生〈明清時期松江地區棉業產銷路線之研究〉的責任編輯。其他文章的責任編輯分別為閻鴻中（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蔡幸娟（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甘懷真（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呂春盛（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林偉盛（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不知責任編輯是否就是第18期《史原》的編輯委員？當時研究生編輯《史原》的狀況如何？系主任是否關心《史原》的編務？
邱：當時應該還存在由博士生編輯《史原》的傳統。我剛進博士班，就知道要接下一期《史原》的編務。升二年級時才跟大家一起合作，編出第18期《史原》。我的記憶不是很清楚，但那期的責任編輯應該都是編委。
當時我們注意到某些刊物有責任編輯制，覺得值得效法。責任編輯制至少有兩個效果：第一，有助於校勘，降低文章的出錯率；第二，加強編委的參與感，避免編務集中在主編等幾個人的身上。
當時系主任雖然鼓勵研究生參與《史原》，但對編務則基本上並不介入。由於臺大歷史所研究生編輯《史原》的傳統或許餘韻猶在，我們大多是主動參與《史原》編務。但也因為沒有學長姐指導，所以我們那一屆接手編務之後，似乎也未曾商議諸如如何更好地組稿等事務，便只是照著也不是很清楚的前例或是大概的感覺去做。
游：第18期《史原》內容近400頁，作者包括邱老師與呂春盛、沈宗憲、邱仲麟、巫仁恕、李慶龍、張隆志、李福鐘、林美莉、劉士永、林皎宏等11人。這麼多稿件如何徵集？
邱：《史原》過去是年刊，但17期與18期間隔兩年，中間拖了一年才出刊。因此第18期的內容其實是兩期的份量，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稿件。至於稿源應該是以各個編委分別邀稿為主。
不過每期《史原》情況不一，像第15期的「研究討論」登了甘懷真、張寅成（韓國忠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德權（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向淑雲（輔英科技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講師）四篇專門討論鄭玄禮學與唐律的文章，就已經很像專號。為什麼那期可以這樣組稿呢？據我了解，那四篇文章原本都是作者修習高明士先生（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課程的學期報告。高先生很支持學生刊物，會鼓勵寫出不錯報告的學生投稿《史原》與《史繹》。《史繹》為當時系上大學部的學生刊物，有一期收了三、四篇中國法制史的文章，應該也是修習高先生課程的學生報告。這種系上老師推薦稿件的情形可能仍有其例，我所知有限，這或許也是《史原》復刊後可以考慮運用的重要稿源。
至於《史原》最初的創刊與組稿狀況，我曾聽徐老師提起這段往事。他們當年先在所裏舉辦研究生的討論會，因為大家都很認真寫文章並宣讀，希望能進一步修改發表；但70年代的臺灣學術界發表空間很有限，所以也更加強了他們往外尋求資源創辦《史原》以刊載同學們研究成果的動力。我想，他們當中許多人應是打一開始就極確定要成為學者，所以才能如此積極地發表文章、辦討論會，乃至於創辦《史原》，其背後肯定是有一大股熱情在支撐。 |
▲邱澎生先生博四時赴香港出席學術研討會，徐泓老師為其留影。（邱澎生先生提供） |
游：方才老師已表示自己最初並沒有很想當學者。不知老師那個時代，研究生對學術抱持著甚麼樣的態度？有多少人會想成為學者？研究生平時最關心的事是甚麼？
邱：我想每屆有每屆的風氣。我很喜歡那時碩士班的氣氛。當時很多同學，像王世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榮泰（輔英科技大學講師）、王健文（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甘懷真、劉熙明（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等，經常都在研究室。大家沒課時整理資料、看看書，沒事就下圍棋，一同出去吃飯，飯後則切磋撞球球技或在校園內外「壓馬路」。雖然沒有較多共同的學術活動，但大家感情挺好，自有一種悠然自得、各自用功的氣息。我覺得大家都蠻自重，都想寫好碩士論文，認真地追尋自己的願景。
至於博士班的學術氣氛就不如碩士班。跟世界一流大學相比，臺大博士班的客觀條件頗令人失望。哈佛、劍橋那些大學把博士生當做學校「日後招牌」來栽培，但當時臺大給予博士生的支援卻很不足夠。如很多博士生已經成家，但學校無法提供較充裕的獎助學金，致使許多博士生必須兼課或自謀其他生計，以應付現實生活壓力。另一方面，則不是物質上而是心態上的因素。博士生已經具備歷史學專業，在所裏不是老大哥便是大姐頭，系上課程早已修了十之七八，所裏老師的課業內容其實不太能夠對其構成較大挑戰與壓力，修課的重要性已不太大，學業重心大概只剩下寫博士論文而已，因此不少博士生容易變得自負，缺乏繼續自我挑戰的動力。綜合物質與心態兩方面的因素，造成博士班整體學習環境缺乏足夠的支撐與挑戰，博士生也較難更好地超越自我、發揮更大的學術潛力。
以一個臺大史研所博士班畢業生的立場回頭看，我認為強化博士班學程刻不容緩。如何為博士生打造較無生計壓力而又富有學業挑戰性的良好學習與成長環境，讓博士生更上一層樓，應是一椿重大課題。不能讓系上博士生始終矮世界一流大學一截。與此同時，博士生也需更加自立自強，不能受熟悉的材料、時代、領域過多的束縛，不宜只守住自己的專業，還得把別人的專業當作重要參照對象、思想資源，在更高的層次上與他人對話。比方說研究秦漢史的學生，為什麼不能把希臘、羅馬當作關鍵的參照對象？又如做明清史，也應該把歐洲的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日本的江戶、韓國的李朝、越南的大南王朝視為重要的參照項目。
臺大博士生應該想一想，一個在臺灣唸中國史的博士，跟在歐美、日本甚至大陸唸中國史的博士有甚麼差別？自己有甚麼優勢？別人有甚麼優勢？甚至要進一步把自己的中國史研究跟歐美的西洋史、日本的日本史研究作比較，瞭解自己的研究到底在世界學術裡占有甚麼樣的地位、扮演甚麼樣的角色。臺灣史博士生當然也一樣要有自己的參照與比較的對象。
我幾次碰到北京大學的研究生，常覺得有件事情頗為費解：為什麼他們時常展現一種高昂的、覺得自己跟別人有所不同的氣息？我想，那應該不是簡單的自視甚高，而是覺得自己關懷古今中外社會或世界大事的制高點跟別人不同，覺得自己應該做出不一樣的事業。借用你的研究議題來打比方，我覺得他們似乎具備了一種「天下觀」，或是一種想要擁有世界視野的態度或氣勢。相較之下，包含我個人在內的臺大博士生，在這方面就似乎頗為薄弱，亟須加強。
游：老師可以說說看自己唸博士班的狀況嗎？
邱：在生活上，我當時沒有成家，加上運氣不錯，直到我唸博士班的最後一年，教育部都採取研究生無須繳交學分費的政策，修課的成本只是自己的時間與精力。
在學業上，我運氣也不錯。大概在我博一、博二時，所裏邀集好多海內外重要學者來開課，光是明清史我就上了很多新課。徐泓老師擔任兩屆系主任，積極邀約史學界的重要人物，也完全不忌諱別的學者和他一樣開設明清史相關課程，那真是學生的福氣。在此新情勢下，我也修到石錦老師開設的「十七世紀歐洲社會經濟史」，這對我日後研究極有助益。石老師應是曾在加州大學聽過著名歐洲經濟史家德弗力（Jan de Vries）的「歐洲社會經濟史專題」類似課程，他大概是將這整門課程由加州大學複製回到臺大歷史系開設。那門課的書單非常好，幫我在自己有興趣從事的明清經濟史研究開了很多扇窗，至今仍然受益。
| 在博士班階段，我心裡還是頗為懷疑歷史學家的著作對社會人群其實沒有太大功用，所以我對其他社會科學更感興趣。自二年級以後，我更加常去法學院上課，像社會所章英華先生的「都市社會學」、陳東升先生的「組織社會學」，都能增益研究視野，對我後來寫博士論文也很有幫助。不過，當時初到社會所上課時，我其實頗受驚嚇，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懂，連如何摘要社會科學論文都不太會。剛開始做報告時，弄得長篇連牘，現在回想起來都還很不好意思。雖然讀書與報告的過程都很緊張，但後來也漸漸掌握一些要領。雖然我老覺得大多數歷史學家的作品其實沒什麼用處，但在情感上，我卻又很認同歷史學家，所以我覺得不能夠丟歷史所的臉，故而當時在法學院修課的壓力很大。博士生走出文學院，換一個真正能夠讓人經常產生緊張感的環境，我覺得很重要，千萬不要老生活在系上學弟妹尊敬的眼光裏。 |
▲2009年，赴荷蘭出席世界經濟史會議。
（邱澎生先生提供） |
游：老師覺得現在的臺大史研所應該要怎樣定位《史原》？
邱：據我觀察，各個大學的歷史學報早先一般都不常刊登研究生論文，因此《史原》對研究生應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到我讀研究所的後半段時期，《師大歷史學報》已經開始刊登博士生論文。歷史系主辦的學報之外，《思與言》大概也是很常刊登研究生文章的有名刊物。現在，恐怕已經少有刊物完全不登研究生的文章，《新史學》即很明顯，很鼓勵研究生發表書評或研究討論。因此，《史原》如今肯定會面臨如下挑戰：當研究生有一篇好書評，為何不投《新史學》？寫出一篇優秀論文，為何不投《臺大歷史學報》？即使《史原》現在開放園地，讓其他學校研究生也能投稿，恐怕還是要面對這個基本問題或是嚴峻形勢。
但我認為《史原》復刊當然還是有積極意義。第一，學術期刊是現代學術賴以維繫的一條生命線。以世界一流的法學期刊《哈佛法學評論》（Harvard Law Review）為例，該刊自創刊以來的百餘年間，編輯工作基本上都由哈佛法學院學生負責，他們有權決定刊登或修改所有投稿的專家的論文，甚至退稿。《史原》或許也可以朝這樣的理想邁進。取法乎上，即使僅得乎中，無論未來能辦到何種水準，編纂《史原》至少可以讓研究生稍稍熟悉學術期刊的運作流程，瞭解學術界「同儕審查、相互攻錯」機制如何運轉，編輯制度差異如何導致不同優缺點，讓研究生提早體會學術刊物如何才能健全運作等各種實際流程與問題。
第二，每個學術世代都有自己獨特的想法。這些想法不會到了三十歲或四十歲才突然出現，而是在研究生階段就開始孕育。雖然現在大多數刊物都容許研究生投稿，但仍不易接受研究生超乎「常軌」的觀點。《史原》可以提供一個新鮮種子萌芽、茁壯的平臺，更為時代留下見證。要呈現這些觀點，書評、研究討論或是史料譯註和研究札記，也許都是不錯的體裁，不一定要主攻專題論文這種學刊文類。
第三，《史原》過去的組稿往往沒有長期規劃，而更多地是依賴人際關係甚至是機緣巧合。但刊物要有影響力，除了靠文稿有持續穩定的水準，還要仰賴設計專題以引發共鳴與討論。未來《史原》的組稿方式應可以更加積極主動，編委會可留意各種課程、讀書會、學術會議的發展，由其中發掘各種可能的重大議題，進而策劃專號，讓期刊內容更有看頭。如此《史原》方能產生一種口耳相傳的力量，成為臺大史研所內部各時代以及各領域的對話平臺。這不僅能提升《史原》的名氣，更可給予研究生課程以外的重要訓練。最重要的是，這或許也是研究生共同書寫自身歷史的一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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