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點

 2009年3月28日至4月27日，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與臺大歷史系的補助之下，本人非常榮幸，得以藉此難得的機會，至中國大陸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學術交流。我的研究領域是中國上古史，目前正以〈黃河與長江之間——周代南陽盆地的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為題，撰寫碩士論文。為蒐集、目驗新出土的考古材料，考察南陽盆地的山川地勢及其聯繫四周的交通通道，並向當地的考古工作者請益，趁著氣候宜人的煙花三月，我隻身遠赴大陸。

 這是我第五度造訪內地。前三次為旅遊行程，直到2007年暑假，我才首次到大陸進行學術訪問。兩年前的參訪讓我大開眼界，旅程自陝西西安開始，其後轉赴寶雞與韓城、甘肅禮縣、山西太原及侯馬、河南鄭州與三門峽，最後落腳北京。除了參訪各省的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博物館，還實地走訪陝西西安少陵原西周墓地、韓城芮國墓地、甘肅禮縣大堡子山春秋秦國墓地，以及山西侯馬晉侯墓地等考古工地。雖然當時我仍未決定論文題目，但對長江流域的楚文化極有興趣，因此最後決定臨時抽出三天空檔，連夜搭乘火車南下楚文化的研究重鎮之一——湖北武漢。

 南方三日之行，令我印象深刻，短暫的旅程，竟開啟了我的研究方向。位於長江中游的武漢，不僅在氣候與地形等自然環境與北方的黃河流域判然二分，就連農業、交通、建築等人文景觀亦大異其趣。而當地的物質文化，更是早自新石器時代起，便與黃河流域分途發展。毫無疑問，中國的北方與南方是兩個全然不同的世界。然而令人好奇的是，真的有一條分界線，將中國的南北一分為二嗎？帶著這樣的疑惑，我開始將目光集中在黃河與長江之間的中間地帶，嘗試尋繹當地的區域發展史，以及其在中國大歷史中的地位與意義。顯而易見的是，在這條以秦嶺、南陽盆地與淮河共同組成的分界帶上，南陽盆地正居於最關鍵的地理位置，它是溝通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主要通道。因此，先秦的南陽盆地成為我的研究重心，也是此行最主要的考察地域。

暖身

為期一個月的旅程，大致可分為兩階段。前半段自乍暖還寒的北京開始，其後轉赴河南安陽、鄭州與洛陽。拜訪的研究單位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該所的安陽工作站與二里頭工作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參觀的博物館則有北京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賽克勒博物館、保利博物館、殷墟博物館、河南省博物院、鄭州博物館、洛陽市博物館、天子駕六博物館、偃師商城博物館。經由當地考古工作者陪同，我分別考察了安陽的殷墟遺址、西北崗王陵區、洹北商城遺址與偃師商城遺址，並進入河南省考古所標本室、社科院考古所安陽站與二里頭站的庫房（圖一），目驗出土文物。

▲圖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庫房一景。鐵架與地上放滿已修復好的陶器及未修復的碎陶片。復原的陶器依發掘單位排放，並以粉筆將發掘單位標註於鐵架之上。

在這段日子裡，除了參訪上述單位與遺址，我還有幸拜會了許多學有專精的考古工作者，其中包括幾位與我的研究直接相關的學者，諸如社科院考古所的吳耀利先生，以及河南省考古所的胡永慶先生（圖二）。

▲圖二　筆者與胡永慶先生（左）於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合影。

吳先生是《棗陽雕龍碑》（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考古報告的撰寫人之一，目前已經退休。棗陽雕龍碑遺址位於南陽盆地的東南方出口處，使用時間較長，前後延續約有一千五百年，文化堆積則前後連貫、毫無缺環。文化屬性前期屬北方的仰韶文化，中期為南北雙邊混合型文化，後期則歸入南方的屈家嶺文化。由早到晚，本地色彩愈來愈強。目前學界對雕龍碑遺址最大的爭議，在於該遺址的第三期遺存是否應獨立為一個新的考古學文化。遺址的發掘者王杰先生持贊成意見，主張應將同類型的考古學文化稱為「雕龍碑三期文化」；吳耀利先生則持不同看法，傾向將之視為屈家嶺文化的地方類型。我曾向吳先生請教這個問題。他表示，王先生之所以欲將雕龍碑三期獨立為一類新的考古學文化，主要是以彩陶陶片作為論斷依據。然而，三期發現的彩陶甚少，不足以支撐王氏的看法。因此吳先生認為，儘管該遺址的特性較強，但自總體觀之，還是屬於屈家嶺文化的一支。

胡永慶先生長年負責淅川地區的考古發掘工作。淅川位於南陽盆地西北部山地，由淅川溯丹江而上，越過秦嶺，即可抵達關中，是南陽盆地入陝南交通要津。當地不但發現下王崗、下集、黃楝樹等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同時還發現春秋中期以降的大型楚墓，包括下寺、和尚嶺與徐家嶺等墓地，以及數批東周小型墓葬。胡先生前曾撰文討論當地東周小墓出土陶器的文化屬性。大抵而言，時代越早，中原文化的因素越多，晚至戰國時代，當地陶器風格才逐漸與典型楚式陶器趨同。胡先生至今仍抱持這樣的觀點。  近年來，胡先生負責淅川閻杆嶺遺址的發掘工作。他表示，該遺址發現一批戰國晚期墓葬，部分屬於楚墓，部分屬於秦墓，另有一些墓葬則雜糅楚、秦兩種文化因素。這批材料無疑直接觸及我的研究課題，即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的關係，期待相關材料能儘快發表。

跋涉

（一）南陽與鄧州

抵達南陽後，隨即拜訪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南陽市博物館，並上手目驗藏於考古所與博物館庫房的商周青銅器。依我原先的瞭解，南陽盆地內罕見商代的考古遺址與遺物，然而在南陽市博物館的庫房中，卻驚見幾件據傳出自南陽市東北方十里廟的商代銅器，包括數件帶有不同銘文的銅爵與銅觚，以及一件鑲嵌綠松石、惜兩端已殘的「弓形器」（圖四）。這些未曾發表的材料，可能暗示著南陽亦與信陽一樣，曾是商人勢力的南方據點。商人之所以分據這兩地，應與其位居溝通南北要津的地理位置，密切相關。

旅程的後半段則以考察南陽盆地的考古遺址、自然環境，以及聯絡四周的交通通道為主。在洛陽短暫停留後，我順著新修好的二廣高速公路，穿越伏牛山脈，直抵南陽。古時由洛陽南下，順著山間河谷，經過今日的汝州、魯山、南召，即可到達南陽盆地。這條山間小道名曰「三鴉路」，是中原與南陽盆地間的捷徑（圖三）。雖然我非沿古道而行，但穿梭於群山峻嶺間，卻也能大致領略古人行經此道的艱辛。

▲圖三　自洛陽南行不久隨即入山。初期坡勢較緩，兩側仍有大片耕地。隨著山勢漸陡，耕地驟減。再往上行，原本的土坡為巨岩取代，山勢起伏甚大，無地可種，唯有灌木小草叢生其間。由此可知洛陽、南陽間雖有河谷聯繫，但交通實為不易。

▲圖四　弓形器（或名掛韁鉤），出土於1995年安陽郭家莊東南。南陽十里廟出土的弓形器基本與本器類似，只是兩端已殘，中央的設計與紋飾不同，鑲嵌許多綠松石。學者或認為弓形器為兵器，或為車馬器，或為配戴於御車者腰間以便於操控馬車的器具，尚無定論。 （攝於殷墟博物館）	▲圖五　【中爯父簋】，1981年出土於今南陽市的城東，共兩件，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銅器，分別藏於河南省博物院與南陽市博物館。兩件銅簋均有銘文，內容不盡相同，但出現「南申」、「南申伯」、「中爯父」等字樣，學者據此判定當時的南陽屬於申國故地。（攝於河南省博物院）

其次，據聞在今日南陽市的地底下，埋藏著一座周代的城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柴中慶所長表示，這座城址並未被發掘，亦未進行鑽探，因此實際的範圍與使用年代不明。不過大致而言，城址沿今日的四條馬路修築，即北面的天山路、東面的明山路、南面的中州路，以及西面的人民路。南陽市博物館的尹俊敏先生則提到，在城址的東西兩側，分別出土了周代青銅器。東側約在今日光武東路與獨山大道的交叉口附近，應為【中爯父簋】的出土地（圖五）；西側則包括離城較近的八一廠，以及再往西的西關附近。有意思的是，八一廠均為「楚墓」（曾出土帶「楚子棄疾」銘文的銅簠），墓向為東西向；西關均為「彭姓申墓」，墓向為南北向。此外，在柴先生的陪同之下，我參觀了目前正在發掘的八一路東周西漢墓葬群，以及白河南岸的戰國灰坑。

在南陽期間，除了參觀當地出土文物，經北京大學考古系張弛教授同意，我還目驗了藏於南陽市考古所庫房中，由該系師生共同發掘的鄧州八里崗遺址的遺物，並抽出一個下午的空檔，至該遺址進行實地考察。今日的八里崗是片綠油油的麥田，北邊緊挨著湍河，崗地距河面約有三、四米之高（圖六）。載我至遺址的三輪車司機提到，八里崗是當地地勢最高的地區，往年爆發大洪水時，四周平地全被淹沒，唯有此地倖免於難。其地理環境之優越可想而知，無怪乎新石器時代的先民會在此地營建居室、安身立命了。

▲圖六　照片左側為鄧州八里崗臺地，右邊為湍河。臺地上即為八里崗遺址，如今發掘工地已經回填，現場只見一片翠綠麥田。往年夏季發大水時，常將兩側的農地淹沒，在八里崗東側仍可見到防洪用的土堤。近年來由於治水有成，自1980年代後已少有水患。

結束南陽之行後，一方面為了考察南陽盆地與淮河上游間的交通通道，以及連接盆地與鄂東的隨棗走廊，另方面則是為了至武漢大學拜訪學者，我特地繞了一大圈遠路。首先自南陽東行，順信南高速公路，經唐河、泌陽，至桐柏始出盆地，轉入山區，其後地勢雖逐漸升高，但因均屬緩坡，交通還算便捷，最後抵達淮河上游的信陽。接著由信陽出發，沿京澳高速公路南下，在穿越淮河與長江的分水嶺大別山後繼續南行，到達湖北省的省會武漢。信陽古稱義陽，其南方為「義陽三關」，地勢險峻。當地不但是聯繫中國南北的要衝，更是古代兵家必爭之地。這條路與穿越南陽盆地的「夏路」，同是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間的主要通道，只是前者為幹道，後者為旁支。於武漢停留數日後，我再度啟程，順著隨棗走廊往西北行，回到南陽盆地南方的襄樊。隨棗走廊是南陽盆地通往鄂東地區的主要道路。一入走廊，即可望見北方的大別山與南方的大洪山，如兩道綿延的長城，將走廊夾在當中（圖七）。不過，出乎我的意料，所謂的走廊並非一條平坦寬廣的河谷，其內竟是一連串星羅棋布的丘陵，交通不如想像方便。

▲圖七　進入隨棗走廊後，觸目所及為北方的大別山與南方的大洪山，圖中的山脈為大別山南麓。

才剛到襄樊，我立即拜訪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並參觀襄樊市博物館。接下來的幾天，除了目驗當地考古所庫房內的周代青銅器與陶器，我還實地考察了古鄧城遺址（圖八、九）及附近的團山、沈崗、余崗等周代墓地。此外，我亦向考古所副所長王先福先生請教相關問題。王先生對襄樊地區的周代考古遺址用力頗深，除了參與大量考古發掘工作，也積極撰寫相關的研究論文。

▲圖八　鄧城遺址之一，採自Google Map的衛星空照圖。城址為長方形，四周各有一個出口，城牆與城壕至今日仍清晰可見。	▲圖九　鄧城遺址之二，攝於城址的北門。圖片中央高出地面者為城牆遺址，高出地面約兩米，寬約十多米，其上遍植小麥。圖片左側低於地面者為城壕，寬度亦有十多米。

對我而言，毫無疑問，襄樊可說是此行最為重要的一站。一方面，近年來當地發現的周代遺址數量甚多，且經正式發表的材料相當豐富，位居整個南陽盆地之冠；另方面，襄樊出土的周代遺物，上自西周中期，下至戰國晚期，時代前後連貫，毫無缺環，可作為整個南陽盆地考古文化的斷代標尺。就前者而論，在今日城區的東北部，仍保存著周代的古鄧城遺址，雖然城址未進行正式鑽探，無法確定使用時間，然而城牆與護城河卻清晰可見。在城址的北面與東面，則分布大批的兩周遺址，不但有墓葬、聚落，更發現少量鑄造銅器的陶範與陶模，間接透露本地可能有鑄銅作坊的訊息。就後者而言，在整個南陽盆地中，只有襄樊的周代陶器序列最為完整，不但可以作為盆地內其他遺址斷代的參考，更可與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同時期的考古文化進行比較，甚具意義。

在王先福先生的陪同與解說下，我參觀了襄樊出土的陶器，尤其集中在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以及戰國晚期這兩段時間。前者是南陽盆地從周人的勢力範圍易主為楚地的階段，後者則為盆地再度易主為秦地的時期。目前，楚文化的起源問題仍是大陸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早先，大陸著名考古學者蘇秉琦先生（1909-1997），曾將下接柱足的大口與小口陶鬲，視為所謂典型的「楚式鬲」。而許多探討楚文化起源的研究，亦以追溯「楚式鬲」的變化過程來析論楚文化的源流。然而王先生以為，不論大口鬲或小口鬲均源自中原；其次，目前襄樊發現的西周陶鬲即已帶有柱足。既然西周時期的襄樊屬周文化的一支，那麼帶有柱足的陶鬲就不能與楚文化直接劃上等號，因此所謂的「楚式鬲」一詞有待商榷。另外，襄樊戰國晚期的墓葬，亦與前述淅川閻杆嶺相似，出現楚墓、秦墓，以及又楚又秦的墓葬。這些現象都值得深究。

▲圖十　筆者與王先福先生（左）攝於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襄樊停留期間，我還抽出一天時間，東行至棗陽雕龍碑遺址考察。遺址位於棗陽市東北方的鹿頭鎮村外農地上，原是個面積約五萬平方米的大土丘，早年因實施平整土地工程，才意外發現該遺址，現存面積約有兩萬多平方米。目前殘存的遺址已築起圍牆保護，並於原地修建博物館。與鄧州八里崗類似，雕龍碑遺址亦是當地地勢最高之處，突出地面約三、四米。西、南兩側分別有小黃河與沙河流經，取水方便。雖然發掘工地早已回填，但其中一個展廳卻複製了該遺址最具代表性的平面多間式房址（圖十一）。類似的新石器時代房址遍及南陽盆地各處，集中出現於仰韶文化晚期至屈家嶺文化時期，是當地極具代表性的考古遺存。

▲圖十一　棗陽雕龍碑平面多間式房址復原模型。該遺址二、三期的房址均為地面木古泥牆建築，以隔牆分成多間，許多的房址均有灶坑，有的房址還發現「拉門」痕跡。類似的房址遍佈南陽盆地境內。

（三）淅川

旅程的末段，我自襄樊北上，至南陽盆地西北山區的淅川，其後順著丹江溯江而上，到達終點西安。

甫到淅川，淅川文物辦公室的主任劉國奇先生，即引我參觀淅川博物館，並走訪溝灣、黃楝樹兩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目前，中國大陸正在進行南水北調工程，即利用人工開鑿的溝渠，將南方長江流域的水資源引至北方，共有東、中、西三線。為了配合工程建設，國家動員大批的考古工作者，在溝渠預定流經處進行搶救發掘。淅川市轄內的丹江口水庫，正好是南水北調中線引水的起點，因此原本已鮮少進行考古發掘的淅川，近年來又重啟工作。前述的閻杆嶺、溝灣與黃楝樹遺址，都是在此背景下進行發掘。相當遺憾的是，在淅川停留期間，當地正下著滂沱大雨，考古工地泥濘不堪，我無法親赴發掘現場，只能在考古隊臨時租用的民宅，參觀出土文物（圖十二）。

溝灣遺址位於丹江口水庫的東側，據工地負責人鄭州大學碩士生鄭萬泉同學表示，此處即是舊稱的下集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遺存非常豐富，貫穿仰韶、屈家嶺、石家河與王灣三期文化。鄭同學目前正在整理仰韶時期的陶器，依他的觀察，當地的仰韶文化已經混入屈家嶺文化的因素。儘管仰韶與屈家嶺階段的陶器特徵明顯不同，但兩種文化在仰韶晚期似乎接上了頭。這樣的現象，與下王崗遺址類似。換言之，仰韶與屈家嶺文化分屬黃河與長江流域的考古學文化體系，各自有其文化起源與演變脈絡，但在淅川乃至南陽盆地境內，這兩種異質的文化卻互相滲透、交纏為一。

黃楝樹遺址（圖十三）位於丹江口水庫西側，從淅川城區出發，必須乘車北行，沿水庫繞上一大圈，始能到達，車程約一個半小時。 黃楝樹與溝灣遺址類似，亦是再次發掘，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梁法偉先生主持。梁先生提到，此地以屈家嶺及石家河文化的遺物較多，亦發現部分西周早中期的遺物，後者的發現尤其令我感到興趣。

▲圖十三　丹江口水庫沿路風光。圖中的平地上種滿油菜花，後為秦嶺餘脈，平原與山地之間則為丹江。南水北調工程完成後，這片美麗的平原將沉入水中。

據我目前的瞭解，在楚國的中心地帶，即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內，發現的西周時期出土遺物不算太多；而位於楚國北方邊緣的南陽盆地與丹江流域，近年來則陸續發現不少西周時期的遺存。這些材料，均為周文化的南傳、周文化與楚文化的關係，以及楚文化的起源等問題，提供進一步的線索。

結束淅川之行後，沿著今日的312號國道，經過商南、丹鳳、商洛、藍田，我溯丹江而上，穿越秦嶺，直達西安。這條依丹江谷地修築的公路，正是連接南陽盆地與關中盆地最主要的通道。有意思的是，一進入山區，就能立即感受到當地獨特的氛圍：秦嶺不但在地理環境上，與南陽盆地、江漢平原或中原地區大相逕庭，人文景觀亦與上述地區判然二分。舉例而言，當地的房屋無論新舊，大多用黑瓦搭建房頂（圖十四），這樣的建築型態亦可在西安市內見到；而墳墓則多立墓碑，墓碑均嵌在山壁上，棺墓則置入墓碑後方以人工挖掘的「窯洞」中，並以磚塊封閉墓門。

▲圖十四　秦嶺上的黑瓦屋頂民居。

雜感

 經過一個月不長不短的旅行，如今想來，收穫頗豐。老實說，在此次訪問大陸之前，我心中有許多困惑，尤其是對今日的中國考古工作。舉例來說，為何許多重要的遺址不進行發掘或是不全部揭露？為何發掘地點大多限定於特地區域？為何不採用「拉網式調查」，進行大規模的遺址調查？這些因素，使得許多的研究課題無法展開。在向多位考古工作者請益後，我從之前較為批判的態度，逐漸轉向同情的理解。

目前中國大陸的考古發掘工作，主要是以「搶救發掘」為主，至於具備明確研究目標、有計畫性的考古工作僅佔少數。為配合國家的基本建設，諸如建房修路，在施工之前，均會派遣考古工作者至現場進行探勘。如果在施工範圍內發現文化層，建設單位必須提供一筆經費，商請考古工作者在限定的時間內進行發掘，此即所謂的「搶救發掘」。發掘工作一旦結束，遺址範圍便立即動工。

除此之外，一則各地考古隊的人力不足，二則發掘的時間有限（通常只有幾個月），三則有些區域的基建工地過多，根本沒有充裕的人力與時間，對考古遺址進行仔細的發掘。

另一方面，目前中國政府對於遺址的態度，是以「文物保護」為基本原則，除非特殊情況與少數特定單位申請，政府大多不贊成主動進行發掘工作。然而，不論哪種形式的考古工作，都必須獲得充足的資金作為後盾，但大陸境內「遍地是寶」，每年各地均有大量的遺址等待「搶救」，勢必顧此失彼，更無法支持太多計畫性的調查與發掘工作。

許多考古工作者心中都有想研究的課題與待解決的疑惑，可是太多主客觀的現實限制，使得中國考古的發展無法盡如人意。前述襄樊的鄧城遺址，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無法對城牆進行剖面發掘，僅能仰賴城址內外發現的陶片，推測城址的使用年代。

其次，對於利用考古材料研究中國上古史，我則獲得更深一層的認識。時至今日，兼採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來研究古代中國，已成為學界基本的共識，無庸贅言。但要如何運用這兩項性質全然不同的史料進行研究，卻是吾人必須時常反省的嚴肅課題。

王國維（1877-1927）於1920年代提及「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的「二重證據法」，儘管指引後學一條研究門徑，但我們又該如何面對越來越多文獻未曾提及，甚至是與文獻記載相悖的考古發現與現象？「對號入座式」的研究當然值得批判，然而將研究課題相關的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分頭梳理清楚，無疑是當代中國上古史研究者的首要工作。我是一名歷史系的學生，分析文字史料當然是基本訓練，但該如何適當地運用考古材料卻是一大考驗。此行中，我曾向許多的考古工作者請教相關問題，他們大多建議，如果時間允許，可以花半年的時間親自參加考古發掘工作，並且將材料親手整理過一遍。如此不但能更深刻地讀懂考古報告，亦可以訓練自己鑒別考古材料的能力。將來希望真能有這樣的學習機會。

 傅斯年先生（1896-1950）曾說過：「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雖然終其一生，我無法達到這樣的境界，但心中總是嚮往，也嘗試動手動腳。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在《乘小獵犬號環球航行》（The Voyage of the Beagle）中寫道：「必須要有一個信心，無論還有多遠的路要走，收穫總是有的，也許有些果實已經成熟，有些果實還沒有完全成熟。」的確，未來還有太多的路要走。不過，至少我已經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