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概況

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於2010年1月16至17日舉行「社會．經濟．觀念史視野中的古代中國」國際青年學術會議暨第二屆清華青年史學論壇。論文發表者除了中國大陸本地的研究生之外，另邀請香港、臺灣、日本、韓國、新加坡與德國等國著名大學的博士生發表論文。臺灣方面，受邀的學校有臺大、成大與清大，有將近10位研究生參與。

社會、經濟與觀念為本次會議的三個主題，兩天議程共發表55篇論文，依時代與領域，分為「先秦秦漢史」、「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史」、「明清史」以及「歷史地理」四組，同時進行分組報告。除歷史地理專場為單一場次發表外，「先秦秦漢史」、「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史」各分三個場次，「明清史」專場分為四個場次，共十一個場次，每一場發表五篇論文。

1月16日第一天上午為開幕式，由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李學勤教授演講，並分享當年在清大念書的經歷。接著由新竹清華大學李卓穎助理教授進行專題演講，題為「地方性與跨地方性：從『子游傳統』之論述與實踐看蘇州在地文化與理學之競合」，在地方史的研究導向中，將地方社會與理學發展放在一個脈絡中，理解彼此間的關係，以蘇州作為探討的焦點，討論理學的在地化。

▲李學勤教授於開幕式發表專題演講

最後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楊斌教授進行第二場專題演講，主題為「The Zhang of Chinese Frontiers: Disease Constructions,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Imperial Coloni- zation」，探討關於「瘴」這種疾病的概念。凡是在南方未開發地區居住者皆為蠻，該地的疾病皆為瘴，所指稱的是漢人新開發的地區與非漢民族，而隨著明清時期漢人不斷向南開發，瘴的例子也愈來愈少見。

16日下午開始第一場次的發表，由於筆者參加的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專場，將就這一專場進行介紹。第一場次的發表者依序為徐暢（中國人民大學）的〈隋唐丁中制探源：從敦煌吐魯番出土戶籍文書切入〉，從敦煌文獻理出隋唐丁中制的淵源在北朝，而非南朝，且是北朝的西魏北周一系，而非北齊的傳統。本文為西魏北周一系在隋唐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另一個實證研究。

金正植（北京清華大學）的〈唐代官員父母守喪與解官制度的特點〉，提到中央政府透過丁憂假寧制度管理官員的守喪，使官員服膺國家禮法，並控制其政治活動，甚至可利用守喪之舉對官員進行淘汰。

林生海（首都師範大學）的〈唐代兩館生與科舉研究〉，討論唐代前期兩館貴冑子弟的入仕，以及往後的仕途前景較佳，但在安史亂後，這樣的優勢不再，從中可看出兩館地位明顯衰落。

張雨（中國人民大學）的〈天聖《獄官令》宋46條形成試析：兼論唐開元《獄官令》兩條唐令的復原研究〉，為一個案研究，透過兩條天聖令（《獄官令》46條、37條）的復原，探討宋人在繼承唐令的基礎上，依據其時代的不同所作的隱密改動，並影響宋代編修《新唐書》時在《天聖令》的文本基礎上敘述唐律。

石野智大（明治大學）的〈唐代鄉里制下における里正の治安維持活動〉，在現有的鄉里制研究基礎上，專文探討開元之後里正對於鄉里治安維持的具體內容，以及扮演府州縣與鄉里間橋梁的角色。

17日上午第二場次的發表者為尹仁淑（成均館大學）的〈小學的成立和其政治論：以中國和朝鮮的比較為主〉，透過《小學》來理解朱熹的政治觀點與忠孝觀，瞭解孝如何被實踐、家與國不同的立場對孝的不同認識，以及君主如何作為一個道德的主體。隨著朱子學影響力的擴大，朝鮮王朝士林派以朱子的《小學》作為其政治理念的指標，並在使用的過程中，依照朝鮮的情況進行修正。

王銘（北京清華大學）的〈中古以降喪葬禮制的下移：以方相、魌頭使用等級為例〉，討論依身分的相異，而有不同的喪葬儀式，其中方相、魌頭的使用有一定的官品等級規定。但時代愈後，下移情況愈明顯，明清時已在民間喪葬中占有一席之地。透過方相、魌頭的研究，瞭解喪葬儀式下移的過程，以及朝廷、民間與士人的關係及互動。

許若茜（中央民族大學）的〈娛群遁世與多元崇拜：晉南金墓磚雕壁畫所反映的社會情緒、精神信仰管窺〉，透過晉南地區金代墓葬的分析，瞭解金代的社會面貌，包括價值觀、宗教信仰與喪葬儀式等多個面向，對於瞭解宋代之後的近代中國提供一個很好的視角。

范洋達（新竹清華大學）的〈元代諸色戶計改色的原因與情況〉，當中提到戶計為世襲，不可更改，但實際上更改的情況仍舊存在，究其原因，作者理出有專業戶計的選試、皇帝的敕准、缺額戶計的僉補、戶計的釐正以及宗教戶計等。

劉成群（北京清華大學）的〈元代新安理學從「唯朱是宗」到「和會朱陸」的轉向〉，理出元代新安地區理學的轉變，從宗奉朱子學，造成朱子學流於訓詁。新一代的理學家選擇會同朱陸之學，以陸學的發明本心來矯正偏重訓詁的傾向這一過程。

17日下午第三場次的發表者為筆者的〈北周武帝時期的三教論談〉，透過整理關於武帝三教論談的材料，理出武帝的宗教政策，特別是關於佛教政策的改變，最終並導向毀佛的結果。另外，探討三教論談這一形式的先例，主要以北齊文宣帝與梁武帝為主，藉以瞭解彼此間的模仿與競爭。

▲曾堯民於會議中宣讀論文

張龍（北京大學）的〈史憲誠父子與藩鎮魏博：以《史孝章墓誌》為線索〉，探討曾任魏博節度使的史憲誠與其子如何經營魏博，及與周邊藩鎮間的關係，並進一步討論該鎮與中央政府間的互動。除了可作為藩鎮與唐朝廷關係的研究個案外，由於史氏為粟特人，亦可瞭解一個粟特家族在當時的興衰起落。

李平（北京清華大學）的〈《黃庭經》研修史與唐代修道轉型〉，以《黃庭經》為中心，透過該經在入唐後地位的提昇，觀察唐代修道觀念與方式的轉變，其中的關鍵與氣法這一修道方式受到重視有關。對氣法的重視使得《黃庭經》的地位逐漸提升，並成為上清派重要的經典之一。

侯海洋（首都師範大學）的〈中晚唐墓誌中的疾病與醫療書寫〉，由墓誌中的疾病書寫模式來理解當時對醫者的期許、疾病的種類、對疾病的認識，以及治療的方式等，另外，亦論及疾病書寫的性別差異與隱諱的傾向。

胡耀飛（陝西師範大學）的〈從揚州到金陵：軍政中心地域二元化視角下的吳唐禪代〉，由軍政中心地域二元化的角度來觀察吳─南唐間的禪代，透過揚州到金陵這一政治中心的轉移、權臣的遞嬗等一連串的過程，完成吳─南唐間的禪讓。

整體而言，第一場次以制度為主，包括戶籍、官員守喪、唐代弘文、崇文二館、律令以及鄉里制等，除了一位日本研究生外，其餘四位皆為中國研究生或在中國求學的外國留學生。第二場次的主題較為多樣，除了制度面之外，包含思想在政治層面的運用、思想與社會的互動、考古墓葬與喪葬儀式的使用等，除了一位韓國、一位臺灣研究生之外，其餘皆為中國研究生。第三場次包含宗教、外族家族在中國的發展、政治發展與醫療書寫及觀念等，除筆者外，皆為中國研究生。就發表者來說，中國研究生佔大多數，除了為主辦國之外，亦可見研究團隊之大；就主題來說，政治、制度依舊占了大多數，社會、宗教方面的研究較少，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研究生研究視角的多樣。

會議的評論方式採發表者之間互評的方式進行，因此筆者亦負責評論一篇文章。筆者所發表的主題與宗教相關，因此負責評論宗教方面的論文，即李平關於《黃庭經》的研究。在一場次的發表評議結束後，再由一位學者進行該場次所有文章的總評，一一給予意見。

筆者所發表場次的總評學者為寧欣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寧教授提到筆者所發表文章應該進一步說明為何武帝要採取三教論談這一形式來處理宗教問題、三教論談的歷史脈絡，以及進一步深論武帝採用這一形式與梁武帝、北齊文宣帝間的關係。

由於分場發表討論，筆者所參加的場次人數並沒有太多，屬於小型討論的規模，因此並非每一場都有熱烈的討論與發問。其中引發較多討論的是張雨關於《天聖令》的討論及張龍對於史憲誠父子的研究，特別是關於《天聖令》在唐代律令研究上的意義與重要性，以及如何使用一事，與會者與發表者間有數番的問答往來。

　　　　　 （以上為曾堯民所撰） * * * * * *

兩岸的學術交流日益頻繁，極有意義。2008年筆者就讀碩士班期間，曾以交換學生的身分，於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訪學半年，受李學勤先生的指導。此番再赴清華，欣見昔日同窗已茁然有成，也見識清華大學問鼎世界的雄心壯志，雖然只有短短數天，仍有相當斬獲。

兩岸學術交流，不僅能達到專業領域內部的互動與切磋；實際上，雙方的學術都是處在發展中（developing）的階段。誠然，由於歷史經驗的不同，現今雙方的學術環境各有長短，也各自面臨不同的難題；然宏觀而言，雙方其實是處於相近的歷史進程，共同朝向學術現代化而努力前進。在這個階段中，有許多問題是兩岸所共同面對的。觀察這些問題，參考對方的解決之道，無疑是寶貴的經驗。「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次會議不只帶來研究上的收益，也是一次觀察對方學術發展的機會。

筆者發表的題目是〈西周晚期王朝軍事的波折與頓挫〉，屬於「先秦秦漢史」組，故筆者所參與的也限於「先秦秦漢史」組的議程。

粗略觀察各組報告人的學校來源，可看出一些有趣的現象。各組中參與者最為集中的是「歷史地理」組，都是來自北京大學或北京清華大學，而「先秦秦漢史」組次之，雖已相對廣泛許多，但仍遠不及「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史」以及「明清史」組的多元，有來自陝西、上海、香港、臺灣、日本、韓國、德國等眾多高校的博士生。

如果說，今日的博士生代表未來三十年的學術從業人員，則這個會議的抽樣結果──特別注意這個會議邀集的是亞洲名校──也就不無預示未來各個研究領域的地理分佈的意義。這樣的分佈現象，或多或少受到學術傳統與學科本質的影響。中國歷史地理由中國本土學界獨領風騷，一方面得利於深厚的學術傳統，同時，歷史地理無法免於實地考察，這就限制了域外學者研究的便利性；「先秦秦漢史」也是中國本土學者的強項，這自然與近年來中國考古學的迅速發展有密切關係。相較之下，中古史與明清史研究就看不出明顯的地域現象。

在「先秦秦漢史」組內部，各校的研究時代或研究材料，也呈現規律。研究先秦史的都是來自清華、北大、臺大、成大與早稻田大學；人民大學、北京師大參與的人數不少，然都是研究漢簡；新加坡大學則是以傳統文獻進行思想史、社會史的研究。

進一步觀察，北京清華大學的數篇論文，正好橫跨甲骨學、青銅器與金文學以及簡帛學三個研究領域，北大與會學生與筆者的論文，也是屬於運用金文材料所作的西周史研究；而人民大學、北京師大研究生的論文均屬漢簡研究。這個研究領域的規律性分佈現象，實即源於各校的師資。其中，清華大學的研究光譜最廣，橫跨先秦史的三大學科，堪稱當今先秦史出土文獻研究社群中，格局最完整的學校。

回到各篇論文的本質，筆者也發現幾項值得注意的現象。二十世紀的中國先秦史，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歷程。從學術發展的脈絡而言，二十世紀初期的疑古學派徹底掃除了上古史的神話成分，揭開了近代科學的古史研究的篇章，而十九世紀末逐漸形成的甲骨學，以及二十世紀新興的中國考古學也適時提供地下材料，成為重建中國上古史的科學依據。王國維先生提出以地下材料與紙上材料互證，甚至修訂、補充紙上材料的「二重證據法」，預示了現代中國古史研究的主要取徑。從學術社會的角度而言，這種研究模式也反映了歷史學科的學院化轉型，職業歷史學家以重建歷史為目的，運用專業化的材料，從事全面性的古史重建工作。

這樣的研究模式在二十世紀初葉逐漸成形，並日益發揚光大，成果有目共睹。至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開發與國家建設大規模展開，地下文物大量出土；近年隨著建設腳步加速，二十一世紀初期可謂中國古史的一個「發現的年代」，為上古史研究注入無數的資源，也開啟無窮的希望。

「二重證據法」已是研究中國古史的不二法門，歷史研究人員的訓練與培養，以及歷史學研究的方法，自然必須隨之調整。運用地下材料的先決條件，是整理材料及解讀材料。這是極有挑戰性的工作，需要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學、藝術史、文獻學與歷史學等學科的知識。在學術社群的建構方面，整理材料會消耗大量的人力，非有力量雄厚的學術人才庫難以為之；而解讀材料除了個人學力之外，也需要頻繁互動的環境，以便及時交流意見與新發現。這種環境最好能形成一個關係密切的團體──例如，同師門關係或工作室的人員──或是建立網路社群，才能夠建立即時性的對話與訊息傳播平台。過去，學術期刊是溝通的主要媒介，但期刊不免需遷就標準化的形式，且要求長篇累牘、結構完整的著作，不見得適合成為古文字或出土文物釋讀、交流的園地。

在中國上古史的研究領域中，以研究方法、知識結構、研究人才與研究團體四個方面衡量之下，中國大陸具有較好的條件。由於地利之便與人力充足，地下材料自然由中國本地學者經手整理，是海外學者難以企及的福祉。這種研究地下實物的工作需求，也影響中國大陸學者的知識訓練，兼受歷史學、考古學、藝術史與文獻學的涵養。此外，出土材料往往有許多基本問題，例如時代或文字需要判定，由之產生一種樸實的學風，針對某一個基本問題，作資料性與基礎性的研究。在外在環境方面，學術團隊龐大，內部的關係密切，也提供良好的思想刺激與交流場域。

上述優勢在北京清華大學學生所提交的論文，清楚浮現。張德良先生的文章〈不栺方鼎時代再探〉的意義，在於藉由斷定〈不栺方鼎〉的時代，確立竊曲紋的年代上限與最初面貌。此為探討竊曲紋的發展歷程的關鍵一步。

趙容俊先生提交〈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者的建築巫術活動〉一文。趙先生為該校碩士，專攻甲骨與巫術文化。本文聚焦於甲骨文中的建築巫術，可窺見其研究上古巫術文化的一個局部。

劉光勝先生提交〈思想不一致能否認郭店儒簡出於一派嗎？〉一文，係因郭店楚簡中記載的思想不無差異，然是否為不同學派的著作，學者意見不一。該文認為先秦儒家的單一學派思想有其多元性，不宜單據思想差異一個判準，斷為思出多門。

研究範圍小，問題基礎，資料詳實，意義重要，是這些研究的共通特色，而其精神，則是紮實的為學態度。

筆者的論文〈西周晚期王朝軍事的波折與頓挫〉，提出西周的衰亡源於外患與內政的連環性的觀點。因為外患，造成改革，因為改革，牽動利益，由之引發政治鬥爭。西周的滅亡，是一串連鎖變局的最終結果。在會議上，本文的觀點與推論受到肯定，但也不乏針對文中材料時代性的質疑。史料的斷代，終歸是先秦史研究的基本課題，在未完全確定材料的時代性之前，將之安置於某一個歷史場景，是論證的弱點。當然，史料的基本屬性往往眾說紛云，非得一磚一瓦的建構學說，不免先秦史研究難以施展，但也唯有正確判斷材料基本屬性，研究成果才能堅實可靠。精與博之間，實為當今先秦史研究的兩難。無論如何，我們仍應力求腳踏實地作好許多基本功，在這些基礎之上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才是正確的心態。

▲雷晉豪攝於王國維先生紀念碑

後記

兩天的議程除了觀摩各校的學風，學習彼此的長處，也能觀察清華歷史系的近況。

清華大學早年有著名的國學院四大導師，故其歷史系有光輝的歷史。惟1953年中國政府實行院系調整政策，將清華歸劃為理工科學校，文科的傳統中斷，直到90年代始復興。筆者訪學清華期間，清楚感受到院系調整對文科傳統的傷害。但復系以後的歷史系，學者冠蓋雲集，學生皆一時之選，仍有深厚的發展潛力。

臺灣因資訊開通，外國資源流傳方便，且學術傳統一脈相承，在資料方面擁有相當大的優勢。然而，資料的問題終究不難克服，而中國大陸的研究生也擁有非常多出國訪問的獎學金與機會，加之更高的國際能見度，其學術影響力日益擴大。在上古史研究方面，自筆者離開清華兩年，已看到許多重要成果，其潛力與企圖，都令人刮目相看。

此行的一個意外發現，是中國大陸博士生的生活環境改善。自2010年開始，國家發放的研究生津貼提高至每月1,000元人民幣（按：約為4,600元新臺幣）以上，加以中國大陸研究生的學費、食、宿均有優惠，清華大學甚至提供博士生單人套房宿舍，稱得上是極優渥的生活條件。反觀國內，在大力推動學術的國際化與邁向頂尖之餘，其實也該加強「基礎建設」。這些內在與外緣條件的進展，值得臺灣見賢思齊。

此行最後，當然也拜訪了李學勤先生。筆者近年參與的幾項金文工作與成果，受到李先生肯定。當然，這些工作是沒有止境的。我們所處的是一個發展中的階段，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各種條件日益成熟，但終究也只是開端。如何有進一步的發展，無論是出土材料、文獻傳統、人才培養、教育環境、兩岸交流，以至於學術的現代化，都還有待我們的睿智與努力。

（以上為雷晉豪所撰）

▲與會學人於清華園合影，第三排左六、第四排右七分別為本文作者曾堯民及雷晉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