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國緣由與經過

櫻花綻放的4月初，我踏進了日本東京大學的本鄉校區，在此展開了半年與銀杏樹相伴的校園生活。雖然已經是一年多前的往事，但在東大那段由點滴喜悅與淡淡離愁交織而成的時光，卻是我永誌難忘的回憶。

自2008年4月初至9月底，我前往日本蒐集博士論文的相關史料。我的論文主題為探討1930年代後半至1940年代中期，日本對外擴張期間，日本政府基於戰時經濟生產與物資動員需求，對中國大陸佔領區的內河航運，乃至中國大陸與日本本土、朝鮮、臺灣等殖民地航線展開各項航運政策規劃、管理制度的制訂，以及實際經營情形。由於研究範圍著重於戰時日本對中國佔領區及殖民地航運控制整體性的分析，必須有日本政府制訂相關航運政策，以及官方與日本在華航運企業間的往來文書、相關統計資料。但此類資料在臺灣相當稀少，且多偏重於日治初期臺灣本島航線，較少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華航運經營之部分。因此，我必須遠赴東瀛，在那些塵封已久的史料檔案中，找尋研究靈感與資源。

由於獲得指導教授之一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教授推薦，得以透過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東洋史學研究室吉澤誠一郎教授之協助，以該校「外國人研究生」身分，利用東大資源與設備從事調查。另一方面，我還獲得臺大歷史系的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碩博士研究生出國進修之補助款。在此謹向協助本人得以順利赴日研究的各位師長、友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櫻花盛開的東京大學。（2008年4月攝於本鄉校區赤門）

二、研究概況

在東大進修期間，4月至7月中旬正逢東大夏季學期上課期間，我除了在各學校圖書館、學術機關蒐集資料外，亦在東大旁聽相關課程。7月中旬暑假開始，學校停課，我仍繼續在東京大學圖書館及其他學術與民間史料機構蒐集論文相關資料，一方面也把握有限的時間，利用閒暇和相識的東大友人們在關東各地參訪。最後，在9月中旬大致完成史料的初步蒐集，而於2008年9月25日返抵臺灣。以下介紹我在東大短期研究與史料蒐集的情形：

（一）參與東京大學課程活動

首先，簡介東大的留學制度。我在東大期間，是以「外國人研究生」的身分在該校就讀。這是為了有志就讀日本大學的大學院（即臺灣的大學研究所）的外國留學生，在正式錄取為「院生」（即研究生）之前，先行在校就讀的制度，有點類似臺灣的研究所先修班或選讀生制度。而一般短期留學、研究，不以在日就讀大學院為優先志願的外籍學生，也可透過該制度旁聽課程，或利用學校資源進行研究。在成為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外國人研究生的半年期間，我於該校文學部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所屬的東洋史學研究室，及東大附設之東洋文化研究所旁聽相關課程。主要課程有二：

其一為吉澤誠一郎教授之「中國近代史研究」講座，上課方式為指定閱讀與學生研究專題報告。其中指定閱讀是選定某本中國近代史相關學術著作，由上課學生輪流對該著作內各章節報告，提出閱讀心得與針對書中的問題意識及內容發表意見，相互討論。研究專題報告，則是由上課學生報告自己論文研究最新的發現與進展，並在報告後由教授與所有學生提出意見與討論。在三個月上課期間，以隔週交替的方式，進行閱讀課與專題報告的討論，其中日

籍學生多被指定擔任閱讀心得報告，而外籍訪問學人、留學生與部分日籍研究生，則提出研究專題報告。在指定閱讀部分，本學期吉澤教授指定美籍學者Sherman Cochran（高家龍）所著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該書為分析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華人藥商如何運用傳統與現代化的經營方式、宣傳手法、管理制度，擴大藥品經營的規模，並形成一套融合了西方行銷與生產方式，卻又保有中國傳統特徵的消費文化。

▲東大本鄉校區的銀杏樹。（攝於2008年4月）

在參與指定閱讀過程中，本人注意到日本學生發表閱讀報告時，會將所報告的章節內容大要予以詳盡說明，甚至可說是近乎完整的翻譯，然後針對該章節段落的內容加以解釋，最後則提出文章內容值得斟酌之處、報告人的問題意識，以及其他相關研究著作的論點差異，加以討論。基本上，日本學生在進行閱讀報告時，對於文本內容的閱讀相當精細且深入，我在臺灣時雖已多所聽聞類似風評，但親自與日本學生共同上課之後，才得以實際觀察到日本學術界在訓練學生時採取的方法與手段。

另外，有關研究專題報告方面，我在吉澤教授的指定之下，於6月26日以「日中戦争初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在華海運経営：東亜海運株式会社設立経過の分析」為題，進行報告。該報告以筆者至東大以來在各機構、圖書館蒐集的史料撰寫而成，其中尚有臺灣未見、且日本學界亦未多加利用之檔案。我指出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為提升佔領區航運效率，以在華擁有悠久歷史的日清汽船會社為骨幹，合併其他會社，創設了東亞海運會社。其成立背景，正顯示了日本戰時經濟仰賴掠奪中國資源，供應其軍需生產，同時又依靠中國作為其工業產品輸出地的本質。該報告發表後，引起吉澤教授與上課同學一定程度的迴響及討論，吉澤教授並建議另可參考諸如企畫院檔案等資料，以進一步瞭解日本對華航運對日本戰時經濟體制有何影響。

我旁聽的另一堂課程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黑田明伸教授之「中國經濟史」，該課程的上課方式為前半學期由教授講解，後半學期由學生進行經濟史之報告。黑田教授在課程中主講中國自宋代到明清的貨幣流通問題，他指出宋代以前，白銀在東亞文化圈是作為禮器與貴金屬，沒有貨幣的功用，直到宋元之際，才受到中亞、印度的影響，逐漸具有貨幣的價值。但此時的中國雖有白銀從中亞、印度或日本輸入，但因產量與交通限制，數量有限。到了明代中葉以後，因美洲白銀礦的發現，大量白銀湧入中國，才促使中國白銀流通的增加，進而造成明代商業與手工業的興盛。

在報告方面，由於教授只限定東大正式修課院生提交，故我並未發表相關研究報告。選修學生多以自己研究領域為題發表，包括清代澳門海上貿易、1930年代中國農村土地法規的特徵、二十世紀初東南亞與日治時期臺灣糖業資金動向比較等，呈現東大研究生對於經濟史研究的多元化趨向。

▲東大本鄉校區安田講堂。（攝於2008年4月）

　（二）赴研究機構訪問與資料蒐集

在日本研究期間，我也前往下列各學術機構進行史料蒐集：

1. 東京大學圖書館：

　東大圖書的收藏方式和臺大不同，有類似臺大總圖書館的總合圖書館，以及各校區分屬的圖書館（本鄉總合圖書館與駒場校區圖書館的關係一如校總區總圖書館與徐州路校區法社分館）。但受制於館藏空間，以及各學科研究方向的不同，各學部、研究所另設有自己的圖書館，其中收藏的書籍，由於與各學科研究關係較深，專門度甚至較總合圖書館藏書更高。由於東大校內即已存有與我論文研究相關的大量資料，乃就近以東大圖書館為主要蒐集資料的所在之一，包括文學部圖書館、經濟學部圖書館及農學部圖書館。在東大的半年期間，我在總合圖書館、經濟學部圖書館中蒐集到相當數量與1930-1940年代中日航運交通有關之資料，包括當時日本官方與民間航運機構的公文檔案、會議紀錄、往來文書、統計資料，以及航運、貿易相關書籍、期刊報導等。透過上述檔案，可進一步瞭解日本戰時計畫經濟與在華航運經營間的關係。

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該機構收藏大量日本外務省自十九世紀以來對外關係檔案，其中有關日本對華產業、經濟投資之檔案頗多。雖然已有相當數量的史料數位化，可由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網站下載，但仍有部分檔案未完成數位化，必須前往該館調閱。我在該館蒐集之史料為1937年戰爭爆發後，日本外務省針對經營中日航線上，由日本船東經營之中國籍商船（即便宜置籍輪），在交戰狀態下，管理政策的變化，以及日本在華航運企業對外交涉問題的相關文件。

3. 三菱經濟研究所：

　該所為三菱財團所屬之研究機構，收藏大量相關企業從十九世紀末至二次大戰結束時的檔案。我所著重者為三菱重工業會社在中日戰爭期間，接收上海江南造船所後的經營資料。另外，則為1937年在臺灣工業化政策下，併購基隆船渠會社改組為臺灣船渠株式會社後的企業文書與會議紀錄等檔案。

4. 日本郵船株式會社所屬博物館檔案室：

日本郵船自1886年成立以來，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海運公司。在1930、40年代，日本郵船及其所屬的近海郵船株式會社，均曾在中日航線的經營上扮演重要角色。為此，該會社的相關史料對我的論文研究亦有重要參考價值。但日本郵船之相關檔案均收藏於該社檔案室，一般研究者必須透過位在橫濱的日本郵船博物館代為調閱。所以我特別前往橫濱，並獲得該館主管與相關人員的熱心協助，印得該會社戰時對華航運經營相關書籍資料。

▲已成為博物館的「冰川丸」，停泊於橫濱山下公園碼頭前。（攝於2008年5月）

5. 亞細亞經濟研究所：

　位在千葉縣的亞細亞經濟研究所圖書館，收藏大量戰前日本在中國大陸、臺灣、朝鮮等佔領區之經濟調查資料，以及戰後整理之史料集。我在該研究所圖書館內蒐集1938年間日本政府針對中國佔領區經濟開發、航運企業之設立等相關計畫書，以及日本對中國內陸水運交通的調查報告。另外，還包括戰前之東亞研究所在中國境內的交通、工業、經濟相關調查資料等史料。

6. 東洋文庫：

　位於駒込的東洋文庫，亦收藏大量1930-40年代之中國經濟調查著作，我在該機構蒐集、影印了包括1940年版《華中現勢》等臺灣主要學術機構圖書館中未藏之書籍。

▲位於駒込的東洋文庫	▲現代臺灣學會十週年大會於東大駒場校區舉行。（攝於2008年5月）

7. 一橋大學圖書館：

　該校前身為東京商科大學，藏書以經濟相關資料為主。特別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負責對華調查的東亞經濟研究所，將1900至1940年代日本在華進行的大量農村經濟、商業活動、礦工業生產之調查報告、專書、期刊雜誌等資料移至該校，因此圖書館擁有極為豐富的日本在華經濟相關史料。其中與航運有關者，包括《海運》雜誌、神戶海運集會所主編之《海運研究月報》等期刊，以及日本對華航運調查報告，頗具參考價值。我曾利用週末時間，多次前往該校圖書館影印檔案。

（三）參加研討會與研究團體

　在日本期間，除了旁聽東大課程與蒐集史料，我還參加日本各學術機構舉辦之研討會，茲舉其要者如下：

　1. 歷史學研究會大會：5月17-18日在早稻田大學早稻田校區舉行。

　2. 現代臺灣學會十週年大會：5月31日至6月1日在東京大學駒場校區舉行。

　3. 中國社會文化學會：7月5-6日在東京大學本鄉校區舉行。

　此外，我亦參加多場中小型學術討論會及讀書會。包括美籍歷史地理學者施堅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教授於5月23日在東大文學部東洋史學研究室進行訪問演講，主題係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例，利用GIS數位資料庫分析其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分佈。

（四）參與校外教學活動

日本的「合宿」，類似臺灣的研習營，通常選在遠離城市的風景名勝舉辦討論活動，並且安排古蹟參訪行程，以增進學員對歷史知識的廣度。在東大期間，我參加過兩次合宿活動，第一次是6月底吉澤講座舉辦，前往位在群馬縣的著名觀光景點草津溫泉，及號稱東亞第一座近代化紡織工廠的富岡製絲廠。第二次則是7月底東洋史學研究室學生負責籌辦，地點在東京近郊的奧多摩溫泉。雖然兩地充滿了日式清幽雅靜的山色之美，但參與者在適度放鬆心情之餘，仍不忘針對學術互相切磋討論，學術與旅遊合一，日本學生認真問學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

▲富岡製絲場（攝於2008年6月）

三、結語

　在前往日本進行學術研究的半年期間，我不僅蒐集到數量豐富與論文相關的史料、書籍，同時藉著旁聽課程的機會，更加瞭解到日本學術界目前的研究趨向，以及歷史學研究者的研究方法與取徑。其中，我對日本的歷史學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精細的考證精神，還有對史料的詳盡研讀，感到非常欽佩。本人亦注意到，日本的研究生（大學院院生）在學習過程中，有很多在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的機會，而這些研討會不乏在日本頗有學術地位與歷史者，這點和臺灣的情形稍有不同。

　此外，日本研究生參與各種研究團體的機會亦頗多，這固然可能與部分學術刊物僅限其研究團體會員發表，以致研究生必須參與該團體，才有發表資格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日本的研究生本身就很積極爭取參與研究團體活動，交換學術情報及研究心得，從而增進本身的研究深度，這樣的研究方法與精神，也是我們應當反思的。因此，我建議系上應鼓勵研究生積極發表研究成果，以進一步提高研究水準及研究精神。

總之，藉著這半年的出國進修，使我在博士論文的資料蒐集方面，獲得了相當豐富的成果，同時也透過和日本歷史學界的實際交流，深刻瞭解東亞史學在日本的研究現況，並讓我對海外相關研究的動向，有了更清楚的認知，在此感謝日本學界諸多學者的指教。更重要的是，我在這短短半年中，結交了許多或在學術研究上與我切磋論學，或在人生路途上為我指引方向的朋友。對於有幸能在東瀛結緣的每一段友誼，我衷心感激並珍惜，希望不論遇到任何的阻礙，君子之交，總能跨越鴻溝而久遠。

▲吉澤講座合宿學員合影，左三為筆者。 （攝於 2008年6月）

　最後，我認為這次出國帶給我非常深刻而豐碩的收穫。如有機會，希望還能藉由系上的出國進修計畫，再前往日本乃至其他國家進行研究與交流，以充實本身的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