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紋章

Ottfried Neubecker《紋章學：起源、符號與意義》（Heraldry: Sources, Symbols and Meaning）說道：「宇宙、自然界、神話及歷史世界合在一起構築了一個由難以忘懷的符號組成的似圖畫般的網路。在此影響之下，民族、國家、組織、種族及家庭建立起來、生存並消亡。從遙遠過往中留存下來的圖像，作為人類成就及渴望，保存著其權力；或是被重新製作並加入新的一局。抽象的圖文主題取得了相當的影響力，甚至能左右百人的生死。」我們身處的世界充滿神秘與象徵的意涵，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類，會以自然界中某些要素的組合，構成身分認同的標記。

自古以來，不論中外，自有其凝聚向心力的圖紋，不論是希臘、羅馬時的軍隊，或是中國商代的宗族，都有其特殊的族徽設計。也有在戰場上為區別敵我，在旗幟上有特殊的標誌，《宋史．岳飛本傳》載岳飛（1103-1142）使用「岳」字旗與「精忠」旗。在日本也有同樣的情形，稱做「家紋」（kamon）（常簡稱「紋」），家紋常常能溯源至十七世紀，然而日本社會到現在仍持續使用。

歐洲自中古封建制度發展以來，由許多貴族統治，天主教會為了要奪回聖城耶路撒冷，發動十字軍東征。在戰場上，為區別敵我，發展出紋章的傳統，軍士在服裝、盔甲、盾牌上加上這些貴族特有的標誌，可以凝聚士氣，也不致誤殺，因而紋章與軍隊有關，通常稱為coat of arms，或是heraldry。後者由herald演變而來，原來只是軍中宣達指令的信差，演變成具有權威性的含義。紋章（通常簡稱「arms」）的設計，是用來裝飾騎士披在鎧甲上的披風，即我們所稱的「軍器的外衣」（coat of arms）。除了畫在盾牌上之外，騎士紋章的各種要素還被用在裝飾頭盔、帳篷和旗幟上。

一個紋章的完成，包括以下幾項要素——通常有頭盔上的裝飾，而紋章本身成為盾形；其他常見的要素還有扶著盾牌的人或獸（護盾獸），以及在盾牌下的銘辭。而紋章常以圖案來裝飾──銘辭、標誌或是其他表徵，讓徽章主人表現自己不同於他人。如果紋章附上銘辭，則銘辭常與擁有者的姓名雙關。

二、天主教的主教牧徽

天主教會在西方歷史上曾經有很大的影響力，不但在宗教上，在世俗的權力上也很有勢力。然而，作為聖職人員的教士階級無子嗣，為確保其權力的繼承，在各教區及修道院就有其紋章作為該特殊地區的標誌，合法的繼承人即可使用此紋章或另創新章，以維繫教區勢力的傳承。教會使用徽章已有八百年歷史，在13世紀中葉開始用紋章來辨別身分。 教宗之下，天主教的最高權位是樞機主教。樞機主教的紅帽子，是由教宗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任期1243-1254）在里昂大公會議上所授與的，代表願意為主效命流血犧牲，而且具有穗帶（1832年定為30個）。紅帽幾乎立刻變成了牧徽上的符號。 在牧徽中，寬邊帽和主教禮帽、十字架、牧杖，一般常被主教們所採用。十字架是主教尊嚴至高無上的表徵，而且嚴格限制只能用於教區主教。在十五世紀，宗主教開始採用「雙槓十字」（即「宗主教十字」），十七世紀時，總主教也跟進。主教仍保持用拉丁十字。我們現在所知的牧徽系統，則是直到1905年，在教宗碧岳十世（St. Pius X，任期1903-1914）的指令Inter Multiplices下完成的。 教會貴族的紋章有兩個特色：最明顯的是省去了頭盔及與軍隊、戰爭有關的元素。雖然盾牌也是軍事裝備的一種，但卻是教會高層紋章的主要構成要項。由於主教在教會傳統中被視為耶穌基督宗徒的繼承人，為牧養人靈的領導，因而其紋章又被稱為「牧徽」。（圖1）

▲圖1：本篤十六世牧徽 　設計者是義大利的蒙特森慕洛總主教（A. C. L. Montezemolo），牧徽上的主教冠有三條線，象徵「聖統、司法和訓導」。其他教會象徵有：伯多祿鑰匙，代表基督給伯多祿及其繼承人的鑰匙；羊毛披帶則代表基督託付主教的牧職。 　牧徽中央盾牌分三部分，左上方是代表德國弗賴辛（Freisjng）的戴皇冠黑人側面頭像。從14世紀起，弗賴辛總教區歷任總主教的牧徽都用上這頭像。本篤十六世曾擔任弗賴辛總主教。 　盾牌右上方是一隻揹有重物的熊，意義是基督信仰馴服了異教思想，盾牌中央下方是一個貝殼，主要與聖奧斯定的海邊默想的傳說有關。

▲圖2：中國第四位樞機主教龔品梅牧徽。

牧徽上沒有頭盔、披巾、渦飾和緣飾（如護盾獸）和世俗顯貴的勳績表徵，而改用教會的「標記」（insignia）。任何東西都可作為主教、修院院長或高級教士的牧徽符號，例如法冠、十字架、牧杖和寬邊帽。寬邊帽（galero）是一種教士的冠戴，闊邊、扁平、帶穗的帽子，以不同顏色及穗帶（tassel）數目區別在教會內的位階。（圖2） 而一般主教的帽子則為綠色，不過華人主教因為避忌而改用其他顏色，如黑帽綠穗或暗紫紅帽連穗。穗帶數目，主教為三層，從一個到三個，置於帽子兩邊，共有十二個；總主教則有四層，從一個到四個，共有二十個；樞機主教則有五層，數目達三十個。這些是較固定的標準。至於牧徽其他部分的設計則無一定標準。

當一位新主教被任命後，通常會使用牧徽，將個人的紋飾與教區原有的紋飾組合而成他的牧徽。在瑞士和德國則以分成四份最為常見。新主教可以設計他自己的牧徽。然而，因為缺乏設計的專責機構，造成牧徽過度「繁複」，當太多東西被裝飾在牧徽上，看起來不夠簡單明瞭，效果適得其反。

三、臺灣主教區的變遷

1949年12月30日，臺灣劃為臺北和高雄兩個監牧區，陳若瑟為高雄監牧；1950年l月，國人郭若石任臺北監牧。1950年10月6日，教廷傳信部再自高雄監牧區劃出臺中、彰化、南投三縣及臺中市為臺中監牧區，並於1952年l月26日，由教廷委美籍William F. Kupfer（華名蔡文興）為首任臺中監牧，自此臺灣有三個傳教區。 1952年8月7日，臺灣聖統制成立，為中國第21個教省。臺北監牧區升格為總教區，郭若石任總主教，10月26日祝聖。教廷再成立嘉義和花蓮兩個監牧區，自此臺灣已有五個教區。陽穀主教牛會卿兼任嘉義代理監牧，以營口主教法籍費聲遠（A. J. Verineux）兼任花蓮代理監牧。 1959年12月19日，教廷應北平總主教田耕莘樞機來臺的要求，委其為臺北總教區代理總主教（牧徽見圖3）。1961年3月21日，同時成立新竹和臺南兩個教區，以國人杜寶晉為新竹主教、羅光為臺南主教。臺灣其時已有七個教區。

▲圖3：前北平總主教田耕莘，1946年榮陞為中國及亞洲第一位樞機主教；其牧徽中的禮帽由紫色變為鮮紅色，穗頭亦由3層6個增至5層15個，以表顯赫地位。銘文為〈天主經〉中一句：「爾國臨格」，意為「願祢的國來臨」！

▲圖4：屬美籍瑪莉諾會的前臺中教區主教蔡文興，似乎是最早在臺灣使用地方性標誌於牧徽中者，圖案明顯看出是臺中公園。

▲圖5：羅光總主教以家鄉衡陽城的來雁塔放入牧徽元素。

四、牧徽圖樣及銘文的趨勢

本文搜集了歷年牧徽（田耕莘樞機主教、于斌樞機主教、單國璽樞機主教〔圖6〕；郭若石總主教、羅光總主教、鄭天祥總主教、賈彥文總主教、狄剛總主教、鄭再發總主教、洪山川總主教；費聲遠主教、杜寶晉主教、蔡文興主教、成世光主教、牛會卿主教、王愈榮主教、林天助主教、劉獻堂主教、徐英發主教、錢志純主教、林吉男主教、黃兆明主教、曾建次主教、劉丹桂主教、劉振忠主教、李克勉主教〔圖13〕、鍾安住主釋。其中除了前述蔡文興、鄭天祥及羅光總主教的牧徽外，比較特別的是于斌樞機主教的中華民國國徽（圖7）、賈彥文總主教在嘉義時的西螺大橋、狄剛總主教的阿里山神木、洪山川總主教的監獄鎖鍊結成的M形及山川形象（圖8）、錢志純主教的「志」形（圖9）、曾建次主教的「曾」字以及象徵各族群的飾紋（圖10）、劉丹桂主教的丹桂圖樣（圖11）、王愈榮（圖12）及黃兆明主教的斗笠，以及劉振忠主教的忠信字樣等。

▲圖6：單國璽樞機主教以A和Ω象徵天主是宇宙的根源與歸宿，展開的經書是基督聖言，銘文「在基督內重建一切」。	▲圖7：于斌樞機主教牧徽有濃厚愛國情操，拉丁銘文意為「在基督內重建一切。」	▲圖8：臺北總主教洪山川之牧徽亦有多重寓意：十字架盾牌造型表示願為基督福傳勇兵；橙黃底色象徵莊稼多，已成熟正待收割；白鴿振翼口銜橄欖葉，象徵時代聖神充滿，並啟動教會新作為、新生命。 　 在中間M型的串珠亦有三種象徵意義：一、代表聖母的祈禱和祝福；二、串珠以黑色鏤空的造型，隱含主教長期致力監獄牧靈的精神；三、M 有「山」的意象。 　 淺藍色水流由上而下、由小而大，有 「川」穿透的意象，聖神帶動福音廣傳。翻開的聖經象徵「聖言」，終身奉行，棄 絕誘惑，達到一生充滿「自由」的境界。
▲圖9：前花蓮教區錢志純主教的牧徽中隱藏他名字的「志」字，看得出來嗎？	▲圖10：曾建次輔理主教牧徽充滿原住民風味，其間還藏了他的姓── 曾，你看出來了嗎？	▲圖11：明顯的「紅色桂冠」圍繞臺中東勢的好山好水，這就是劉丹桂主教的牧徽。
▲圖12：王愈榮主教的銘文明顯表明了自己的榮主志向。	▲圖13：新竹教區的李克勉主教在其牧徽中 明確標示出「天主聖三內合一共融」，齊心 福傳。	▲圖14：嘉義教區的鍾安住主教以他名字的「嵌名聯」伴隨牧徽，表明「敬天愛人」 的心志。

總之，牧徽是主教權力及願景的象徵。從歷年的牧徽中，我們得知變化的趨勢，約可整理為下列七點：

1. 本地化的強調與普世共融的理想共存。

2. 在個人要素中，首先呈現的是國家民族意識，這與當時中華民國逐漸在國際中嶄露頭角有關，也與當時亞洲各國強烈的民族情緒有關。

3. 共通的傳統牧徽要素，例如帽子及盾牌仍成為主要構圖內容，以百合花或M代表聖母、聖經圖像，及以鴿子象徵聖神，為常見的通用符號。

4. 個人及地方或本土意識之表達，往往突出中華文字及地方風物的圖像性。

5. 不同地區的主教有不同的關懷，大都巿總主教區的主教有較大層面而非僅限於地方的牧靈視野。

6. 由於臺灣幅員不大，又因為交通便利，全島幾乎已經成為一日生活圈，因而地方性逐漸消融；更由於教廷調動地方主教的頻繁，例如嘉義教區的洪山川主教在任一年，即升任臺北總主教區總主教，因而可以見到純地方性色彩的逐漸淡化。

7. 臺灣天主教有其普世性，但也可從牧徽中看出地方教會的性質。臺灣主教牧徽可看出的大略趨勢是60年代前國家民族意識較強，60年代出現較多的地方意識，60年代後，則顯現愈來愈強的個人及家族意識，但其強弱仍依個人性格及背景而有不同的呈現。進入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又見到地方及家族意識的逐漸淡化，個人色彩仍存，而強調與普世教會及價值共融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