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期   2009年 11月出刊   
 
 
 

▲左起:本系博士生游逸飛、博士候選人涂宗呈分別發表論文及擔任評論人。

 

第三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紀要
黃旨彥(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游逸飛(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一、緣起

2009年臺灣青年學者再次獲邀參加「第三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與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合辦,8月28-30日於武漢大學珞珈山莊舉行)。受邀青年學者分別來自中國大陸、日本與臺灣三方,均須發表論文或擔任評論人。臺灣地區除了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清華大學、中正大學五校外,亦有中研院史語所、元智大學與中興大學等青年學者參加。除主辦單位提供食宿外,臺灣大學與會者多獲臺大歷史系的「中國中古近世史教研平臺」與臺大文學院補助部分費用,謹致謝忱。

二、會議內容

本會議分三天、九場進行,每場發表二至三篇論文,評論人均須繳交書面評論稿,每篇論文的自由討論時間為十到二十分鐘不等,加上南京師範大學李濟滄教授全程擔任日文口譯,與會學者大抵皆能充分交流意見,達成「聯誼」的目的。

第一場發表論文為:阿部幸信(日本中央大學)〈漢朝的國家秩序與對匈奴關係──以武帝期與西漢末為中心〉、游逸飛(臺灣大學)〈西漢郡國雙軌制再探──官僚制與封建制的結合〉、侯旭東(北京清華大學)〈漢代律令與傳舍管理〉。阿部幸信描繪西漢中後期的整體圖象,著重探討匈奴如何影響西漢中後期天下秩序的變遷。游逸飛結合史料與理論,認為郡國雙軌制並非單純的中央集權化,地方政府與封建制度都朝著更合理完備的政體發展。侯旭東由小見大,根據出土漢律裡關於傳


▲左起:本系博士生游逸飛、博士候選 涂宗呈分別發表論文及擔任評論人。

舍制度的記載,揭示西漢政府依循律令而運作,專制皇權並未干涉日常行政。這三篇研究西漢的論文,呈現日本、臺灣、大陸學界近年反思漢代政治史研究的傾向。評論人李昭毅(中正大學)、安部聰一郎(金澤大學)、阿部幸信及與會學者則分別對三篇論文中的「州的實體化」、「分工性集權」、「律令制國家」等概念提出各種疑問,反映新概念的模糊與不確定,是重建歷史圖象必須克服的障礙。

第二場發表論文為:陳侃理(北京大學)〈預言與回溯:災異觀的兩個面向與災異論的兩種模式〉、渡邊將智(早稻田大學)〈後漢政治制度的基本結構及其開展〉。陳侃理將災異論述區分成數術預言式與儒學回溯式兩種,企圖建立理解漢唐災異觀的框架。但此文部分概念交代不清,引起評論人涂宗呈(臺灣大學)及多位與會學者的質疑。渡邊將智從東漢宮城空間與文書傳達的角度,重論爭訟已久的內、外朝問題,肯定三公與將軍府參與決策的權力。評論


▲前排左起:擔任翻譯的李濟滄教授、論文發表王萬雋、主持人趙立新。

人徐沖(復旦大學)、李磊(華東師範大學)及與會學者則指出,官吏可憑藉加官(如侍中)跨越政治空間的藩籬,當時政治空間的實態並不易全面復原等問題。

第三場發表論文為:王萬雋(臺灣大學)〈秦漢魏晉時代蠻族的賦役結構〉、仇鹿鳴(復旦大學)〈司馬芳殘碑補釋──以中正成立的年代為中心〉、山口正晃(京都大學)〈兩晉交代期都督制度變質考略〉。王萬雋爬梳了戰國至西晉「賨」這一蠻族賦役的內涵與功能,指出蠻族不管是納「賨」、還是成為「編戶齊民」,都只反映漢人政府控制力的強弱,而非漢化的程度。評論人滿田剛(創價大學)指出,走馬樓吳簡尚有不少蠻夷


▲左起:本系博士候選人趙立新、王安泰分別擔任評論人或主持人。

賦役的資料未曾利用。仇鹿鳴指出目前所見司馬芳殘碑非一次刻成,進而考證中正官出現的年代。評論人津田資久(國士館大學)及與會學者則認為該文論證中正官年代的方式仍待商榷。山口正晃繼承陳琳國的研究,進一步論證都督從軍事長官成為手握軍政大權的地方長官,指出東晉都督制帶有強烈的地方分權性質。評論人顧江龍(首都師範大學)則認為無論官制還是兵制,東晉都督制皆未必沒有中央集權的性質,集權與分權不一定只是對立,也可能相輔相成。

第四場發表論文為:三田辰彥(東北大學)〈六朝諸王皇位繼承初探──以皇位繼承的特殊類型分析為中心〉、孫正軍(北京大學)〈想像的南朝史──以《隋書》所記梁代印綬冠服制度的史源問題為線索〉及許凱翔(新竹清華大學)〈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梁代造像記試釋〉。三田氏觀察六朝頻繁的皇位之爭,從而舉出授予皇子特定王號的方式,擇定備位繼承人的政治結構。評論人趙立新(臺灣大學)及與會學者則認為特殊繼承事例均有其發展背景,作者必須補充更多因素才能堅實論證;諸如「嫡幼長庶」及從父子擴張到兄弟姐妹之間的「同體」論述,都可以納入考慮。孫正軍試圖尋找南朝史研究的出口,因而發現相關史書在書寫模式及服綬制度描寫上的層累關係。這篇文章引起激烈討論,評論人戶川貴行(九州大學)及與會學者均認為應考慮史官參考其他史源的可能性,並且希望作者進一步闡明如何從「想像」中發掘「真實」。許凱翔擬從成都佛寺造像記反映的造像活動,指出梁代蜀地佛教信仰以個人關係為主。評論人魏斌(武漢大學)及與會學者認為成都不能代表巴蜀,而且華北青州龍興寺等地造像記也反映個人關係,似乎沒有明顯地域差異。

第五場發表論文為:佐川英治(岡山大學)〈都城與圓丘──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圓丘設置的歷史意義〉、胡勝源(臺灣師範大學)〈東魏北齊鮮卑漢化的幾個現象〉及姜望來(武漢大學)〈論「亡高者黑衣」〉。佐川氏透過圓丘的設計指出北魏洛陽城與唐代長安城建築理念的差異,一方面體現了鄭玄的祭天思想,另方面也將擴大的居民區含括進實踐皇權統治的都城中。評論人葉煒(北京大學)、常彧(北京大學)及與會學者多半希望作者能進一步闡明從陪祀或圓丘的設立,如何能體現鄭玄理念型的祭天思想。胡勝源從步騎與水步的使用、漢語的流行及鮮卑人採用漢名、篡改本望、胡漢雜居等現象,得出東魏、北齊漢化的趨向,回應學界過往以鮮卑化為其文化定位的論點。評論人松下憲一(北海道大學)建議作者應從長時段考察所提出的面向切入。不過也有與會學者不同意作者的見解,認為漢化與鮮卑化的表現及胡漢問題應再審慎考慮。姜望來希望從讖緯與佛道之爭出發,闡明北朝政治史的進程,主張「黑衣之讖」矛頭直指高齊與僧徒,北周實採用「黑衣之讖」背後的政治與宗教政策。評論人林韻柔(中興大學人社研究中心)及與會學者建議作者修正論證方式,並區分術士與道士的差異,避免過度簡化佛道之爭;並補充七世紀拜占庭文獻記錄黑衣人打敗紅衣人的事件,或與此有關。

第六場發表論文為:林宗閱(臺灣大學)〈南北朝時期的清河房氏初探:以政治活動為中心〉,及稻住哲朗(九州大學)〈周隋政權中舊北齊系士人再考〉。林宗閱承繼唐長孺先生對青齊土民的研究,指出清河房氏雖在青齊地區維持一定的聲望與勢力,但內部因政治立場分化,不同房支享有不同政治待遇。評論人小尾孝夫(東北大學)及與會學者建議作者說明士族個案研究的意義,並考慮清河房氏背後的鄉里勢力,再與青齊地區其


▲左起:本系博士生林宗閱、博士候選人 吳修安發表論文。

他大族比較,才能清楚地定位清河房氏在地域社會中的角色。稻住氏試圖藉由北齊系士人在周隋的任官,修正他們不受周隋政權重視的認知,主張應以融合而非對立的角度觀察北齊系士人與關隴集團的關係。評論人王安泰(臺灣大學)及與會學者要求作者應更明確界定「北齊系士人」的範圍,並且仔細考察其政治活動變化,表格也應該盡可能深入分析與解釋。

第七場發表論文為:北村一仁(龍谷大學)〈關於《白實等造中興寺石像記》──以兩魏時期南陽地區的政治、社會狀況為中心〉、吳修安(臺灣大學)〈中古時期福建政區沿革與地域發展〉及岩本篤志(新潟大學)〈貝葉形《本草》考──敦煌的本草書與社會〉。北村氏關心南北朝交界的地域社會,透過整理〈白實等造中興寺石像記〉的背景,得出這次造像實為一種政治表演,藉此宣示西魏的統治力及於當地。評論人陳珈貝(政治大學)及與會學者認為作者應善用題記來討論宣示的對象與操作方式,並回頭檢討西魏是否真正獲得當地的控制權;同時建議可以結合考古發現,討論南陽作為南北交流孔道的背景。吳修安分析中古福建的政區沿革,指出帝國邊陲的縣邑設置不一定能直接反映地域發展。評論人張榮強(北京師範大學)及與會學者認為可以加上影響行政建置的其他因素一併討論,並且應區分「開發」及「發展」的差異。岩本氏從書寫與閱讀的角度切入,分析敦煌P.3822號文書的質材、形制與摘抄內容,認為該文書作者可能是吐蕃占領時期的僧侶,為了經營寺田而抄錄《新修本草》內某些作物的記載。評論人于賡哲(陝西師範大學)及與會學者則認為摘抄的目的與筆誤還有其他可能性存在。

第八場論文為:張文昌(中研院史語所)〈失禮入刑──從國家禮典的行用論唐代之禮法關係〉、黃樓(武漢大學)〈唐制將考〉及陳文龍(北京大學)〈從唐官品到宋官品:以職事官品為中心的討論〉。張文昌一文探討唐代以律令禁制違禮行為的現象,反映統治者透過禮典和令典的頒行,彰顯並維護當代皇權的正當性。評論人吳羽(華南師範大學)及與會學者對律令是針對禮典還是針對和禮有關的法條進行處罰提出質疑,並且由《開元禮律格令要訣》可以發現禮法混用的情形,不只存在「失禮入刑」


▲本系博士候選人古怡青(左)、系友林韻柔擔任評論人。

的主輔關係。黃樓專意考證存在時間短、史家又多所訛誤的「制將」,認為制將是中唐取消宦官典兵後,皇帝駕馭禁軍的過渡方式。評論人古怡青(臺灣大學)及與會學者建議補充神策軍的研究回顧,以期能為本文定位,同時希望更妥帖地說明「制將」的定義並製表說明。陳文龍以中唐到宋初「官與品不相準」的問題為中心,探討職事官官品的調整與變革,藉以反映唐代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制過渡為宋代三省六部制的歷史過程。評論人黃玫茵(元智大學)及與會學者就論文結構提出建議,同時指出應協同官品令以外的資料進行比較研究,才能更加貼近實況。

第九場的論文為:黃旨彥(臺灣大學)〈送行者的樂章:唐代挽歌文化初探〉及胡鴻(北京大學)〈江到東北:古代東亞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黃旨彥從〈李娃傳〉的材料出發,認為唐代挽歌在喪葬文化與文學社會兩者互動下,表現出禮儀性政治文類的特徵,與後世的挽歌大異其趣。評論人賈志剛(西北大學)及與會學者建議可以增加墓葬資料的使用,並藉以反思墓誌的性質與特色。胡鴻


▲本文作者之一黃旨彥發表論文,右為本系系友張文昌擔任主持人。

注意到《滿州實錄》對「江」採用音譯及義譯兩種用法,從而追索「江」這一概念在東亞的傳播史,認為東北命名大河為「江」的傳統,可追溯至中古時期朝鮮半島諸國與南朝的交往。評論人永田拓治(大阪市立大學)建議作者斟酌「江河」的用法;同時也應考慮日本以「川」來稱呼河流的現象。與會學者多認為作者須根據傳世與出土的韓國史料,分析古代朝鮮的語言,才能完整討論「江」的傳播與接受史。

三、回顧與展望

本次聯誼會發表論文時代上至西漢,下及北宋,以魏晉南北朝最多。大陸學者選題承繼政治、制度史的傳統,也發展出文化史及史料批判等新議題,但幾乎不見經濟史研究。日本學者以政治、制度史研究為主,在方法與課題上均較為保守,但也流露出對新視野的關心。臺灣學者研究依舊多元化,除了傳統的制度史、士族研究,亦有民族史、宗教史、歷史地理等冷門領域,更有風行當代的文化史,唯近年新興的性別史與醫療史卻不見蹤影。相較於前兩次,本次聯誼會三方的學風差異已逐漸拉近。三方都嘗試縝密分析傳世或出土文獻,藉此提出新的解釋,甚至建立模式。三方學者也都屢有企圖提出新的研究概念與框架,具體操作雖不免遭致嚴格批評,然其用心仍值得肯定。總之,廣義的政治、制度史研究是三方選題最大的共同特色,「新政治史」、「活的制度史」的時代或許很快就會到來。

本次會議實為學術研討會,卻稱作「聯誼會」,其目的便是促進各地中古史青年學者相互交流、建立友誼。由於會議時間只有短短三天,為了能夠深入交流,不僅發表人須先交稿,連評論人也得事先交出書面評議。為了消弭語言隔閡,日本學者的文稿盡可能提供中文版本,主辦單位更特請曾長期在日本研究中古史的李濟滄教授擔任即席口譯,使與會學者均能暢所欲言、充分溝通。但學者心目中的理想會議形式並不一致:或認為會場過於擁擠,或認為小會場利於討論;或認為發表與評論時間過長,或認為如此方能使全場掌握論文要旨。由於聯誼會的規模逐年擴大,促進交流與維持秩序之間如何取得平衡,並兼顧大多數與會者的需求,將是未來主辦者的挑戰。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歡迎投稿 聯絡信箱:history@ntu.edu.tw 地址: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電話:886-2-33664702
本網站版權屬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Department of History, NTU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