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是近數十年的史學重大發展，結合社會科學中探討既存結構（existents）的方法，突破過去歷史學局限於事件（events）的研究途徑，因此觀念架構（conceptualization）成為修正研究的重大指標。從這種新視野來看長久累積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則能以新的觀念架構來觀察一些過去被忽略的事件或線索，重新解釋其間的脈絡關係。在籌備研討會與演講過程中，與國內外學者和研究生的互動中，本人獲得寶貴的研究與教學經驗，謹以此報導與讀者分享。

本系「文化交流史領域發展計畫」於2009年10月20日舉行「跨文化研究：語言、人物、物質文化」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cultural Studies: Languages, Figures, and Material Culture)，意圖將傳統文化交流史納入新的文化史觀念架構中，由本平台教師發表本年度研究成果，並邀請國內與歐美歷史學者與會，發表會議論文、評論，再以圓桌討論整合意見。

研討會主題自2008年底擬訂，由本人籌備，現已完成會議任務。導言由古偉瀛教授撰寫，本人稍加說明並譯成英文，中文版如下：

此次研討會接受中、英文論文，以利講者的學術思考發揮。又為了促進會場溝通，會中本國學者皆以熟練之英語發表，國際學者Roger Des Forges則以嫻熟之中文輔助說明，皆博得讚賞，大幅增進國際學者雙語互動，並提升中文的能見度。

本系主任甘懷真教授與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黃俊傑教授分別致辭，向與會學者表達本會隆重歡迎之意。會議論文發表流程與提要如下：

▲前排左起：黃俊傑教授與甘懷真教授分別致辭。 （攝於臺大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室）

第一場子題「世界史的新觀點」，由北美學者分別從宏觀角度出發，自中國與西歐歷史討論歷史時間與空間問題。

Roger Des Forges教授的 “China’s Role in World History”（〈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角色〉），從中國史的經驗反省世界史的研究角度，企圖脫離歐洲中心主義。他指出，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共同時代，我們都有共識，亦即在我們有生之年以及子孫的時代裡，中國將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是何種角色則眾說紛云。歷史學者有責任將過去與現代連結，回顧歷史學理解中國歷史並將它與世界史連結的模式，並考慮世界的其他區域與文明，進行更全面的反省。作者提出幾個思考世界史的模式，如最近的馬克思理論與現代化理論，都有以歐美為中心的弊端，因此提議從非洲、地中海、亞洲、歐洲、美國五大區域的更替來考慮，並指出歷史的空間與時間加速發展的現象。

Allan Megill教授的“Nation-State, Region, and the Problem of Borders”（〈民族國家、區域與邊界問題〉），從十九世紀歐洲民族國家意識形成的背景，說明邊界觀念與歷史事實的落差，並反省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民族自決論述的問題。他指出現行的民族國家制度是晚近的發明，十七世紀上半葉的德、法邊界所在並不確定，邊界只是區段；明確界定的邊界後來才形成，以及國族的概念與法國大革命的淵源；並提出幾種統一國家的類型，如君主（與宗教）統一國族可包含多文化或多種族。1871年以後的歐洲，人們才認為個民族都該有自己的國家，而且理想上每個國家都有一個民族主導。結果是，1919-1923年間有人嘗試重劃歐洲與小亞細亞的地圖，以符合此典範，而1945年發生更大型的人口與國界移動。作者指出這些協定的特異性，局限在有限的時空中，並具有偶然性，其實有其他替代典範可行。簡言之，以單一政治因素統一的國家都造成強制移民，在歐洲史上並不罕見。Wilson的民族統一國家觀念在二十世紀國際關係中更造成長期的戰亂，巴爾幹半島與中東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都是例子。

本場主持人古偉瀛教授認為本場議題寬廣且具當代性，特別是對中國崛起與民族主義問題的討論，是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議題，適合進行開放討論。與會者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觀點以及亞洲的國家型態多加討論，特別是東南亞的多種族文化國家型態，認為可以突破歐美學界以現代化理論和國族觀點解釋傳統歷史與世界史的侷限。

▲第一場「世界史的新觀點」：左起Roger Des Forges教授、古偉瀛教授、Allan Megill教授

第二場子題「語言、友誼、物質性」，發表論文斷限集中於十七、十八世紀，以耶穌會傳播、耶穌會士友誼關係的物質性、與女性書信友誼的關係為主，都是從文化史研究角度發掘傳統史學忽略的面向。

古偉瀛教授發表 “Cultural Exchange in Language: The Formation and its Limit of the Core Catholic Langu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義不容辭──傳教語言的形成與流變〉）一文，討論天主教語詞在民間流傳後，結合民間信仰的現象，與天主教的正典產生差異。本文從明末清初以來所出現而逐漸成型的天主教傳教核心經言為對象，研究這些經言的產生、流傳及演變。文中以四句常見的濃縮教義以及「天主經」、「聖母經」為主，分析其自明末以來，以迄十九世紀中葉禁教解除為止，這些重要經文與時俱變的情形，以及探討其作用及限制。本文試圖指出這些核心經文乃中西教中人士集體思考的結晶，且有部分愈來愈能完整週延地將教義以中國經典及傳統的包裝呈現；然而也由於經文原來是向文人階層傳教，到了清朝中期，緣於禮儀之爭與清帝「禁教」的歷史原因，有些經文在下層社會中逐漸演變成了類似咒文的東西，對於這些下層民眾而言，經言毫無意義，但有時卻可能散發出一些宗教魔力。經言流變至後來，其涵「義」與「辭」彙之間，不但不能若合符節，有時還會有「不容」之處。

陳慧宏教授的“Visual Objecthood and Friendship Building in the Early Jesuit China Missions”（〈中國耶穌會士的視覺物品性與友誼建立〉），強調物品的功能。在早期耶穌會中國傳教區的靈魂人物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所撰的《基督教傳入中國史》中，以圖像、物件和物像引起視覺眼光而吸引中國人的作法，有多到不可忽略的紀錄。這其中大量的物像傳遞和使用記載都明白表示，利氏此作，應為早期天主教在明末中國的發展中，對耶穌會視覺物像有最豐富紀錄的單一作者史料。然而，從視覺資料的角度去使用這份史料的研究是非常少的。本研究即以此史料為主，並配合其他傳教士書信，探討這種看到西方圖像的紀錄，到底傳遞了什麼樣的資訊。當我們把這些視覺物像一起調查，就會發現它們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同質性角色──大部分是傳教士作為與中國人建立友誼的開始，或是聯繫友好關係的饋贈之物。在如此的情境下，天主教聖像常常獲得了物性的轉移，亦即當它們對傳教士有神聖性的（sacred）意義下，也時常被非天主教的中國人視為世俗性的（secular），或事實上被傳教士世俗性地使用它們。本次會議論文是以人類學物質文化的研究理論，來解釋這種物性轉移和傳遞資訊的問題。

秦曼儀教授的 “Publishing and Reading the Female Friendship Correspondence in Works of Fiction: the Woman Writer’s Sharing of Sensitivity with the Reader-friend in 18th-century France”（〈法國啟蒙時期的書信文化：女性友誼書信的出版與閱讀〉），以女性如何透過正式書信突破公私領域的界線。在法國舊制度時期，友人之間的通信不僅屬於私領域的社交實踐，也成為作家把平常世界的生活／生命書寫挪為文學創作之用的靈感來源。本文以十八世紀下半葉女性撰寫的女性友誼通信小說為對象，從出版史和閱讀史的角度，探究女性之於書信文化的參與和建構。本文首先考察書信藝術論述中友誼書信的理念運用和範例出版中的性別秩序。其次，借助私人藏書目錄、租書店目錄和期刊評介，檢視當時社會對本文討論的文類作品所採取的分類方式和接受情形。在上述分析基礎上，最後討論女作家在書寫規範、期待視域和創作可能性之協商中，如何運作友誼書信的形式和理念，推動作品與讀者─友人進行感性分享的溝通實踐。

本場主持人與討論人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正國博士，對個別論文都提出具體問題，也幫助與會者從更多角度瞭解三篇論文的相關議題與可能產生的質疑。

▲第二場「語言、友誼、物質性」：左起古偉瀛教授、陳正國教授、陳慧宏教授、秦曼儀教授。

第三場子題「二十世紀人物」中，趙綺娜教授的 “The Image of Woodrow Wilson in the Chinese World”（〈美國威爾遜總統在華文世界中的形象〉）提出中文教科書對威爾遜總統描述的侷限，主張應再回到美國史脈絡中研究他的形象，對中文世界的民族主義問題提供批判架構。美國總統威爾遜在華文世界的形象與聲望的變化，正反映了華人的政治處境與意識形態之變化。在一次大戰之後，他提出十四點議和原則及國際聯盟的構想，使得他在中國的聲望如日中天。然威爾遜在巴黎和會的表現，使得中國人認為他「背叛」了中國，也摧毀了美國文化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反而對俄國有了極大好感。到1982年中國與美國建交之後，一本威爾遜傳記作者說他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資本主義制度的衛士」。臺灣方面，一般都對他表示正面評價。一直到2001年左岸出版一本威爾遜傳記譯本，出版社將原書英文書名加上了「擁抱世界的美國總統」、「永遠的理想主義者」的字樣，以吸引讀者。這反映臺灣人對這位美國第二十八屆總統的印象。因為兩岸各自的意識形態不同，威爾遜呈現的形象亦有所不同。該文將從學界研究、通俗書、教科書找出威爾遜總統在華文世界的形象，並解釋其不同形象的意義。

筆者論文 “Kenneth Rexroth’s Translation of Tu Fu in Cold War America”（〈雷斯洛的杜甫詩翻譯與冷戰時期的美國〉）跳脫過去狹隘的東方主義研究，以1960年代出版的雷斯洛翻譯杜甫詩入手，比對原文與翻譯，探討譯文如何與譯者當代政治、藝術、文化與族群問題相扣。本文從Rexroth的創造性詩意語言，提出其翻譯文字的特色：簡潔有力與接近英文口語，又結合具體形象與抽象概念或行動，有別於過去Ezra Pound等人翻譯中國詩的形象主義（imagism）。Rexroth的杜甫翻譯大膽地結合中文詩意與英文語境，對照冷戰時期政治與現代主義的發展，本人提議重新解釋美國西岸的亞洲與西方文化融合，突顯其在現代文化史上的全球脈絡意義。本篇論文為作者多年研究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化關係過程中挖掘的個案，引用著作皆涉及重大的東方主義議題，也加入個人在觀念架構上的創新解釋，因此相當引起美、日學者矚目，本人也深受鼓舞。 本場主持人與討論人為臺北大學歷史系主任李朝津教授，他從二十世紀外交史的角度提出參考架構，也對異文化之間理解與誤解的狀況提出討論。

本場以二十世紀美國政治家威爾遜與翻譯創作詩人Kenneth Rexroth為討論對象，都牽涉族群議題與史學解釋角度的方法論，如Hayden White教授所言，兩篇論文研究形象（figure）與內容（substance）的關係，搭配得宜，因此引起很大共鳴。

▲第三場「二十世紀人物」：左起劉巧楣教授、李朝津教授、趙綺娜教授

第四場圓桌討論，主持人為王晴佳教授（History, Rowan University, USA and Chang- jiang Professor, Peking University, China），與會學者Ewa Domanska（History, 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Poland），黃俊傑（本系）、岡本充弘（日本東洋大學人間科學總合研究所文學部史學科）、Jorn Rusen（Gener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Witten / Herdecke, Germany）、佐藤正幸（日本山梨大學教育學院）、Richard Vann （History, Wesleyan University, USA）、Hayden White（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USA）等幾位教授，皆對本次會議論文提出回饋與建議，並進一步提供個人想法。Hayden White教授對每篇論文都提出個人的回應，並主張藝術與政治關係的討論，可帶給歷史學更深而廣的探索角度。岡本充弘教授認為不僅英譯中文詩會有差異，中文與日文使用相同漢字也有不同內涵，值得追蹤。Jorn Rusen教授認為跨文化交流應如哥德所言，不止於包容（tolerate）他者，而應認識（recognize）自身具有相應特質。最後，與會者大致同意研討會主題強調跨越文化界線的意義，在於交流的雙方互相轉變思考與作風，值得我們觀察歷史發展時，更重視脈絡化的規模與構思（conceptualization）。

本會主題與子題設計新穎，以文化傳遞與轉換為架構，運用當代文化史研究的關鍵詞與概念，如文化跨界與轉換（transcultural）、物質文化、物質性、人物（figures）等，強調跨越時空、族群、文化等界線的概念，頗具傳統與後現代主義的對照意義，不僅順利呈現平台成員在本年度的個別研究，也成功整合文化史的寬廣範疇，突顯本平台的整體性與聚焦功能。會議論文發表順序由寬廣的當代與史學史議題，進入歷史年代中的精確個案，並有專業學者的報告與評論，故能整合看似時空距離不小的個別研究題目，突顯本平台的整合工作。除有國內重要學術單位的歷史學者參與，並吸引多位國際學者注意，來自歐美不同學院的學者，都全程參與討論，對本會的籌備與個別專業和外語表現都讚許有加，使與會者建立更密切的友誼。本次研討會高度發揮國際交流作用，同時具有歷史學研究與當代文化意義，與會學者在晚宴中一同歡慶會議成功。

反省研討會一年來籌備過程必然具有不確定性，適時整合議題有其必要，今年的研討會規模小於本計畫2008年舉辦的兩天研討會，但子題設計適切，因此與國際學者互動更多。除了藉機學習國際學者的專業成就，同時展現本系文化史學者的研究實力與歐美語言長才。在去年計畫基礎之上，對提升本系與本校在國際學界的能見度又多一次貢獻，這類型活動將有助於鞏固本系在國際人文學界的重要地位。

各場論文發表人及宣讀論文題目詳列如後，以供各界參考。 （按此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