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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包括三篇，分別糾正前賢對東漢〈綏民校尉熊君碑文〉、〈執金吾丞武榮碑文〉、〈相府小史夏堪碑文〉之錯誤解繹。
　　壹、〈綏民校尉熊君碑〉：孝定碑主熊君係於建安十五六年受劉備之命立灌陽縣，否定洪适及葉奕苞受劉表命立縣、顧祖禹及洪亮吉受孫氏命立縣之說。因論及《續漢書》〈郡國志〉所記地理沿革以順帝為斷，沖帝以下不與焉，故治漢末地埋，正可取碑補史，不宜據史疑碑或據碑疑史。
　　貳、〈執金吾丞武榮碑〉：肯定武榮「治《魯詩經》韋君章句」之「韋君」係指韋賢、韋玄成、韋賞之「韋」，韋氏實有章句，可補史傳之漏略，並駁葉奕苞《魯詩》皆無章句之說。因論及漢世經師有守學、有改學；守學者，述師說而已，不必別出章句，是謂守師法；其改學者，則往往別出章句以自異其師，是謂創家法。凡史傳言某經有某氏之學者，皆改學而名家者。惟改學者，有時徒為口說，未必有章句行世，然自定章句行世者，則必為改學者。
　　參、〈相府小史夏堪碑〉：考證東漢所謂「相府」係指王國相之官府，否定洪适「相府」指三公府、葉奕苞「相府」指丞相府或司徒府之說。並指出所謂「小史」係低職官名之一種，否定洪适「以其蚤世，故謂之小史」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