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繫辭傳》與易學之轉化試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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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原本是卜筮之書，經過《易傳》的詮釋及轉化，確立為儒家的義理之書。這篇文章主要就是解讀《繫辭傳》裏與易學轉化相關的論述，尋繹其理路。總結其要點有如下數端： 1.在卜筮過程中，主要的思維模式是「感應」。 2.通過易而與物感通，即是人與物融貫於易之中；易道的提出為感通提供形上的基礎。 3.《繫辭傳》表述易道的觀念，不僅是作為形上的基礎，也藉以總括 千變萬化的事物而「貞夫一」，易學因而逐漸剝除神秘的質性，歸於簡易，並以「德」充實易道的內涵。易簡與崇德是易學向儒學轉化的主要觀念。 |
| 六朝志怪的靈異「形象」--關於「原始思維」的考察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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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時代多鬼神志怪之書，其中有一類忽而現形、忽而奄滅，或者變為異形的靈異「形象」。它們是什麼？又是如何產生的？六朝人傳寫志怪乃是信其實有，這一點和神話產生的心理背景相通，所以探討上述問題，應特別著重「形象」在傳述者心理意識中是什麼，以及產生「形象」的心理、思維如何的問題。 首先，志怪中的「形象」在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如上，往往真實可感。但是，仔細分析起來，「形象」和血肉形軀仍然有差別──「形象」不具重量，不佔有空間。這也就是說，「形象」是非物質性的存在。其次，這種「形象」，不僅人死後是存在的，在人生前也會顯現；不僅人有形象，物也有形象--生物如此，無生物也不例外。就人生前有「形象」而言，「形象」並非「鬼魂」觀念能夠解釋；就無生物也有「形象」而言，「形 象」也非一般所謂的「靈魂」。 文中就〈石氏女〉和〈史滿女〉等故事指出，「形象」乃是所謂「精誠所感」源生於人類心靈的深處，這種產生「形象」的思維，和魏晉盛行的玄學思維不同，也不是科學思維或理性思維，而是一種「原始思維」，特別是「互滲律」和「變形法則」的作用。從這樣的觀點來解釋，我們可以得到初步的結論：「形象」是什麼呢？在志怪傳述者的心理意識中，「形象」就是其「原型」，二者無誠妄之別。 「形象」如何產生呢？它源生自受「互滲律」和「變形法則」支配的一種思維。這種藉諸「形象」的思維，依卡西勒（Ernst Cassirer），可以說是「符號思維」的原始階段。這樣看來，不僅從符號思維的角度探討神話或志怪是值得注意的研究方向，這種思維在中國思維史上有怎樣的後續發展，也是饒有意義的課題。 |
| 王弼：玄學的典範 |
| 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間的思潮演變是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課題。湯用彤首先從「新眼光新方法」的觀點討論「言意之辨」，以及王弼由此奠立玄學基礎的意義。這篇文章則以前人對漢魏學術現象的觀察為基礎，從湯氏揭示的觀點出發，而特別致力於探索思潮演變時之「理論需求」，提出以「思維突破」作為思想史斷代的準繩，從而探論王弼之為玄學的典範。 首先，由於東漢以降，「經學思潮」已屢遭批判，其中，荀俁、荀粲關於「言、象、意」問題的辯難，在議題和論點上，尤其具有承上啟下的意義。第二節遂著力於演述荀氏所觸發的思想論題和理論面向。荀粲好道，據「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一語，直謂六經如糠秕；並提出「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的命題。這說法在理論上強烈地挑戰了經學的基礎；不過，他也沒能提出領會「道」的可能途徑。 因此，第三節乃進一步論及王弼〈明象篇〉如何承續上述議題，重新釐清言、象、意的關係，肯定尋言可以觀象、尋象可以觀意，從而提出忘言、忘象以得意的思維方法。這樣，乃真正回應了「理論需求」，達成「思維突破」。這樣的思維，不僅迥異於兩漢「假經設誼，依託象類」的方法，也和荀粲糠秕經籍、否定物象的看法有異，而使典籍的啟發功能重獲肯認。因此，王弼乃能夠藉由詮釋經典表述其新思維，甚至考鏡學術、分判本末， 從而建構了他的思想體系。這種詮釋的進路，首先實踐了「忘」的思維理論，使魏晉人從此「遞相誇尚，景附草靡」，蔚為一代思潮，故而成為玄學的典範。 為了深入了解玄學的思維，第四節繼又梳理相關觀念，說明「尋言、尋象」而「忘言、忘象」的思維，是一種領會形而上之理的「形上思維」，也可以說是由觀而極覽、而玄同、而體無的「本體思維」。這種思維之所以可能，乃建基在「體用關係」上。魏晉以降往往「何（晏）、王（弼）」並稱，第五節遂進一步指稱，這種基於「體用」觀的思維理論，是王弼勝越荀粲之處，也是他凌駕何晏的地方--從何晏主張「聖人無喜怒哀樂」看來，何氏於「體用關係」猶一間未達。 |
| 思想的展示：述論張載思想的「學思歷程」 |
| 張載思想的終極關切，是實存世界的長久秩序。始則積極關切世局，後來則致力探索「道德性命」之學，都是由此意向主導。在這一「學思歷程」上，張載出入佛、老，終於自信「吾道自足」而歸宿儒學。這一思想，起源於「吾心」，亦即湧現於其思想的「發源端本處」，這即是「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的「吾體」，亦即是「道德性命」。由此而言，所謂道學思想即是其「道德性命」的實存展示，藉由思想家之契悟、表述而將其「實際」說了出來。這樣，張載思想的「學思歷程」，從根源上說乃是其道學思想之自我萌發、自我覺識與自我展示的歷程。 學術思潮的洗禮，使張載了解到「道德性命」之學的重要性；現實中學風的刺激，使張載感受到闢佛、老的必要性；而出入佛、老的經歷，使張載具備砭其病、辯其非的能力。由於張載在建構思想的過程中，意向鮮明地以佛、老為論敵，在表述方式上，其用語、設辭往往具有針鋒相對的抗辯功能。我們若就張載思想的整個體系來理解這些擬似詞語或思想成素，它們雖與佛、老有著對反的關聯，卻終究不是佛、老的思想成分。反之，依張載的自我覺識，這些思想都可為孔、孟思想所含蘊，可以從中推演而出。由此而言，他所建構的「形而上」學，乃純屬儒家。 |
| 章沖《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述略──《左傳》學的考察 |
| 《左傳》「紀事本末」諸書中，章沖《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是現存最早的一部。「紀事本末」這體例在書目中確立為一「類」，始於《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和《四庫全書總目》。當時視南宋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為創例之書，又依循朱熹之見，推原其先例於《國語》或《尚書》。其實，這項說法有待商榷。據本文考察，「紀事本末」諸文獻最早發端於《左傳》學著作，如北宋周武仲的《春秋左傳編類》，其成書遠早於《通鑑紀事本末》。而且，結合「左傳紀事本末」和「通鑑紀事本末」兩條紀事本末體的發展脈絡來看，這一體例的淵源也應當返回《春秋》記事、《左傳》敘事的源流來探察，並非本於《國語》或《尚書》之「記言」體。 章沖書直接源出於《春秋》《左傳》的學術傳統；而且，就《資治通鑑》的宗旨、體例和內容乃繼承《春秋》《左傳》學而言，袁氏書可以說是間接淵源於這個傳統。那麼，我們可以歸結「紀事本末」體演化的進程為：由《春秋》編年記事而有《左傳》之編年敘事；再由如《左傳》、《資治通鑑》之編年敘事，進而發展至「以事為經」之紀事本末。在這樣「考鏡源流」的探察中，章沖《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無疑是具關鍵性的重要著作，它提示我們重新返回《春秋》、《左傳》學的經學傳統來考察「紀事本末」體的源起問題，從而明瞭由記事而敘事、而紀事本末的發展進程。 從經學的源流來看，自晉以後，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成為官定的標準經解，因此，杜氏的「張本」說，以及「原始要終」的閱讀方法，逐漸深入人心。以杜預注為「指南」，提示學者關注於前事與後事之間的關聯；由這樣的閱讀經驗和意識，至唐代或北宋時，就有學者基於上述的意識和閱讀需求，從事類編《左傳》的撰述工作。由閱讀到編錄，這是一個文本化的歷程。章沖的《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雖不是最早如此嘗試的著作，也未必普遍合乎讀者的理想，卻是現存最早的一部。由此而言，這部書乃是《左傳》「文本化歷程」的顯著界標，代表《左傳》敘事文本組構的一個里程碑。 |
| 〈觀射父論「絕地天通」〉探義 |
| 《國語》集錄諸國之「語」，以「明德」為宗旨，著重於「說理」。〈觀射父論「絕地天通」〉就是其中一篇典型的「嘉言善語」。就形式而言，它是君臣之間的問答對話；就內容而言，它通古今、論天人。《尚書o呂刑》有「乃命重、黎，絕地天通」之說，楚昭王就提出問題，觀射父於是對應問題，分三層解說。第一層敘述巫、祝、宗的官守職司及其三階段變遷，說明「絕地天通」是重、黎分司天、地的歷史事件；第二層進而指陳：重、黎的後裔－－司馬氏夸飾其辭，遂將此歷史事件說成舉天、抑地的神話；第三層從天地懸隔、亙古不變的現象提出反詰，質疑人豈能「登天」？觀射父一方面解釋何謂「絕地天通」，一方詳述巫史的官職沿革，意在導正昭王以歸入歷史的正軌。這篇「語」歷來頗受重視，不僅《史記》、《漢書》先後徵引其說，鄭玄、孔穎達等學者注疏經典也參考援用，在當代仍吸引學者相當大的關注。它既是了解古代巫、祝、宗以及史之職司與變革的一篇重要文獻，更是春秋時代楚國君臣習讀《尚書》、解說〈呂刑〉的一個具體例證，而且，觀射父藉著敘述史跡來輔助說理，對於「登天」和「絕地天通」神話而言，這正是由神話轉向歷史的一個具體展示。 |
| 《國語》的「語」：形式與內容──從評析〈祭公諫穆王征犬戎〉出發 |
| 《國語》的「語」，多為君臣之間的問答記錄，以答辭為主，這是它的基本形式。由評點的閱讀法，仔細尋繹「語」的本文脈絡，可注意此種文體「事必稽典型」的修辭取向。根據先王典型，尤其重視明德而關切於民，如此融貫的整體觀念是古「語」體普遍的內容特點。此觀念呈現於古代君臣的問答之中，並隨著文獻傳達於後世讀者，既有問答當時的對話，「語」或其纂錄者跟讀者之間並有另一層面的對話。此種在相與對答互動的關係網絡中，談論主題彼此相應的屬性，即是「語」的對話性。 |
| 經及其解釋——陳澧的經學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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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經學家提出「漢學」、「宋學」的區分，隨後出現漢、宋兼采的調和論，陳澧即代表人物之一。陳氏省察乾嘉以降的學風流弊，在經學的領域內力圖振興，認為經學的終極關懷應該投注於世道，經典解釋應當發明義理以警醒世人；至於解釋經義的方法，仍取資於訓詁，以此通古今之言的方法解釋經文，進而尋繹其義理。這樣，雖說兼綜漢、宋之學，其實並未跳脫「訓詁明而後義理可明」的軌轍，在解釋方法或義理闡發方面，未能開創新局；然而，未嘗沒有針砭「漢學」流弊的歷史意義，這是經學領域內自發的反思，其意義不同於外部的批評。 |
| 時空．天人：解讀庾信的「懷歸意識」 |
| 庾信（513∼581）出身於南朝的文學世家。使魏時，因梁亡而被迫羈旅北朝，從此「有去無歸」。庾信於是常作「鄉關之思」，追憶、懷鄉、望歸成為其暮年詩賦的主題，而時時浮現出「懹歸意識」。梁亡之後，庾信所追憶的鄉關，沈澱為一種歷史觀念，只有透過比喻、象徵來表述，因而兼具空間與時間的維度：藉地理上的「故鄉」託喻歷史上「故國」，也 就是以空間託喻時間；而庾氏家族的發展史，尤為其追憶的主流。參諸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以及屈原〈離騷〉，可知中國文學中的「懷歸意識」，基本上乃根繫於源遠流長的「天--人」意識，是追索存在之價值根源的一種心路歷程。庾信即由「出身文學世家」，而選擇以追賦記言來安身立命；於是，在藉著詩賦追憶的同時，亦即開啟了「立言」的文學生命，開啟了「在語言中」的歷史價值。 |
| 《春秋》「見之於行事」在中國思想傳統裡的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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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孟子，《春秋》兼具文、事與義，董仲舒、司馬遷等也傳述：《春秋》「見之於行事」而非「載之空言」。經義通過記事來傳達，這正是《春秋》的撰述特點。章學誠進而倡議「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如此，「因事寓理」的表達方式擴展為具有普遍意義的著述方式。徐復觀認為，這種思想的表達方式有別於《論語》、《老子》的系統，是中國思想表達的另一種方式，他稱之為《春秋》的系統。考察「見之於行事」的撰述特點，尋索古代思想家因「事」見「道」的思想表達方式及其意義，是《春秋》學一個值得注意的研究面向。 |
| 《史記》歷史書寫的符號機轉 |
| 司馬遷將視域所及的世界書寫成《史記》，其「紀傳體」的編纂系統與情節編構的敘事結構成為「正史」的典範，主導著中國傳統史學對歷史人事的理解。依符號學的含蓄意指系統來描述，紀傳的敘事結構可以概括為如下的程式：「E2(=E1R1C1)R2C2」。諸多人物敘事編纂在這一系統裡，由體例歸屬以及篇章次序的區別，遂有不同的符號價值。描述《史記》歷史書寫的符號機轉，這是研究傳統史學的書寫範式及其觀念結構的基礎工作。 |
| 《左傳》戰爭敘事蠡探 |
| 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記載了四百八十餘次戰爭，《左傳》依經詳述其事，將戰爭的事蹟本末編構為具備整體脈絡而情節分明的敘事。這些戰爭敘事，摹擬春秋時代諸侯國之間相互攻伐的活動，當時人物的言行也透過展示法而生動再現。戰爭原本就是群體的活動，《左傳》敘寫人物，凸顯其為活動的主體，並由此判斷得失，解釋勝敗的原因。當政者憑藉武力以爭強圖霸，往往殘民害民，《春秋》「傷其害所重」而書之，《左傳》敘戰亦不以兵交鋒的衝突為主，著重的不是軍旅形勢，而是秉持《春秋》之志，關切民心，審視君德，表彰君子勤禮的表現，顯示出重德尚禮，寢兵息民的旨趣，符應《春秋》之義。如此論析《左傳》戰爭敘事，特從其理解和解釋的面向予以闡發，指陳其內容特點和經學解釋上的意義，當更能副合於中國的學術傳統，展現《左傳》敘事乃至於中國敘事研究的本色。 |
| 評點分析：經典的閱讀與解釋 |
| 一有經典，即有對經典本文的閱讀與解釋，這是「評點」起源最根本的因素。「評點」以分析離合的形式對本文進行閱讀，呈現評點者的理解，成為一種有別於傳箋注疏的解釋方式。它的特點在於以包括眉批、夾評、旁注或總論等語言文字的評論，以及圈、點、抹、識等標示符號，藉由尋繹本文脈絡，對其「整體－部分」作分析離合，從而釋明其義。這本身就是閱讀活動的具體展示，是理解和解釋的意義進程。純屬個人的閱讀活動及評點早已有之，至於刻板印書則「濫觴於南宋，流極於元、明」，這跟印刷術的發展當有關聯。頗有學者對評點表示不滿，蓋經典之意義常新，為「無窮之書」，而評點呈現閱讀本文的一種樣貌，是一時的、有限的，自然不可拘為定式。然而將閱讀活動具體展示出來，表達一己的理解，自有其意義。何況經典隨著印刷術的盛行而廣為流傳，對許多初學者和讀者來說，閱讀的引導愈益迫切，而評點即以與經典本文同刊共傳的樣式呈現於讀者當前，引導著它的讀者進行閱讀。評點者「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不僅引導讀者，並參與在經典本文之中，成為居間說話的解釋者，具中介的身份。 |
| 「經之義存乎訓」的解釋觀念－－惠士奇、惠棟父子的經學管窺 |
| 清乾隆、嘉慶時期的經學，興起重新關注漢儒古訓的風尚，蔚為一時主流。當此學術轉向之際，惠士奇、惠棟父子揭櫫「經之義存乎訓」的經學觀念，尤其惠棟上承家學，復加推闡，提出明確的治經主張，「尊漢儒，尚家法而信古訓」，並在蒐輯漢儒古訓以注解經典等方面，具體實現其經學觀念。所謂「訓」，尤指漢儒古訓，稽考古訓即用以注經釋義，這不僅涉及如何（how）解釋，同時也指解釋的實際內涵（what），兩者具現於學者治經的解釋行為之中。相對於「宋學」而別立「漢學」門戶，惠棟在「漢學」轉向的歷程中有關鍵性的影響，遂成一派宗師。這是儒家經典解釋的一次典範轉移，乾嘉學者遵循此一典範治經論學，強調依據經典以論述義理，博考漢儒古訓並以訓詁之法解釋經義為其治學的門徑。 |
| 《左傳》評點的詮釋學研究 |
| 《左傳》敘事以解釋《春秋》，歷來注疏向稱繁富，據以評點的文獻也為數不少。評點運用標示符號和語言評論，針對本文（text）予以分析離合，相對於句讀、訓詁之著重語言性，評點特關注於經典的本文性，從字、句、段落到聯貫整體脈絡（context），由部分會通為整體，實現一種經典的閱讀與解釋的可能性。以《左傳》為中心，從閱讀與解釋的觀點考察評點，並與注疏試作比較：一、兩者都以區斷章句本文為基礎；二、都有「具載本文」的現象，往往跟經典同刊共傳；三、注疏和評點同屬居間說話的中介，也就是解釋者；四、最終的旨趣皆為解釋經典之義－－不論是意義（meaning），還是涵義（significance）。評點以圈點抹畫等標示符號分析本文，並在字裡行間的隨文評論，使「中介」作用益形強化；眉批高置本文之上，尤異於注疏的體式；此外，評點者往往標榜自我的心得創見，注疏則多強調考證之徵實有據。經典蘊義無窮，而評點者以讀者的身分反映其視域內的理解，自是經學流衍的一個枝系，在中國的經典詮釋傳統裡別具一格。 |
| 從《左傳》敘事論中國史傳研究的一個發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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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傳是中國敘事傳統裡一個獨具特色的環節和類型。中國敘事之研究，不應忽視史傳；而史傳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注重敘事的課題。 |
| 《左傳》稱詩研究 |
| 本文旨在探析春秋時代的《詩》學活動及其相關論題。首先，從異文、篇章次第和逸詩等方面比較《左傳》稱詩跟《毛詩》的差異；繼又申述稱詩與傳文密合無間；徵稽《史記》、《韓非子》和《晏子春秋》的相關記載；由此證知《左傳》稱《詩經》劉歆等古文學者偽亂的可能性實微乎其微。基於此，本文即承繼傳統觀點，就《左傳》稱詩論析春秋時代的《詩》學活動。稱詩活動可分為賦詩、歌詩和引詩三類。襄、昭六十餘年間，稱詩活動蔚為風尚，各國君卿大夫也往往藉此論政諭志。其特徵厥在「斷章取義」。稱詩斷章，取義務求切合己需，與釋詩、解詩不同。後者以「詩」為主，訓義期於順通「詩境」；而稱詩以當前的需要為主，但求順適「事境」、「語境」，故詩雖舊貌，而其義維新。 從《詩》學歷史的角度審察《左傳》稱詩也饒具意義。由《春秋》時人稱詩的例子當中，可推知「《詩》」在春秋時代業已成編；二百篇皆可歌、可入樂。而且，就其與魯、齊、韓、毛四家《詩》的初步比較，己足見春秋《詩》學研究實不必拘於四家《詩》的格局。最後即結合孔子《詩》學，據以論述《春秋》《詩》學的精神和意義 |
| 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 |
| 《左傳》以「論說經義」和「敘事解經」兩大方式解釋《春秋》，後者尤為其特長。「敘事」原始而要終，依時間序列組構一系列的行事，以呈現事理的本末。以此方式解經，既切應《春秋》「見之於行事」的特點，又傳承「屬辭比事」之教。這是以「事」為中心而展開相關人物的行為流程，呈現具體行事的脈絡，使人得以觀其言、察其行，進而索察其志，庶幾能謀得失、斷是非而中肯無失。 就論述的策略而言，首重根據文獻，博考廣徵，然後加以會通。文中更針對若干重要術語加以疏釋，意義界定力求合乎訓詁原則，由單詞、語句，進而考慮上下文意，乃至置入相關學術脈絡作通盤理解。這樣梳理傳統術語的涵義，俾作為學術承先轉新的媒介。 全文分緒論、正論與結論三大部分。緒論先梳理篇題涵義，並就論文規畫構想等略作陳述。正論分為四章：分別就「解釋」、「敘事」、「經解」與「正名」四大主題，逐次深入論述。首先說明《左傳》解經的層面與方式；其次，專就「敘事」探討它和《春秋》「見之於行事」的內在關聯；再則申論《左傳》敘事實為傳承「屬辭比事」之《春秋》教；然後， 以孔子「正名」與《春秋》褒貶這一課題為中心，說明《左傳》解經釋義的指向，及其如何闡發孔子之「正名」思想。結論總結《左傳》以敘事解釋《春秋》的意義。 論文以「《左傳》解釋《春秋》」的課題為中心，尤其是就《左傳》「敘事尤備」的特長，闡述敘事解經的意義，綜合各章所論，可以歸結為下列五大要點：第一，《左傳》既以「敘事」這一解經方式闡述經之「事」，也用以詮明經之「義」，兼具述「事」與詮「義」的功能，從而訓解經之「文」；第二，唯其《春秋》之「義」乃「見之於行事」，理解《春秋》， 當以明瞭事蹟原委為始基，解釋這部經典，尋其「文」以通其「義」，也應當以註明其「事」為基本要務：「敘事」實為解釋《春秋》的基礎；第三，《左傳》「論其本事以作傳」，既順應《春秋》「見之於行事」的特質，而且具備「深切著明」的積極功能：這是《左傳》以敘事解經的內在積極意義；第四，《春秋》有「文」、有「事」、有「義」，而《左傳》敘事在綴辭屬文、比次行事與探索微義三方面，實承上啟下，模擬《春秋》而津逮後學；第五，「敘事有主意」，而《左傳》敘事的「主意」就是解經以釋義：《春秋》稱辭正名以褒貶是非，乃依準人倫規範，針對人物具體行事，審斷其是否踐履己分、實行其義，《左傳》以「事」為中心而展開人物的行事脈絡，使學者得以綜稽言、行來索察其內在心志，俾能審斷是非，通曉《春秋》褒貶之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