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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韻鏡》之撰作時代與所據韻書

韻圖主要表現韻書的反切，韻圖當作於韻書之後。見於史料記載的唐代韻書達二十餘家，由現存各種增字加注、刊謬補缺、改變體例的《切韻》（或殘卷）可見一斑，此應為反切運用成熟的體現。又佛教既盛、悉曇之學廣泛流傳，於諸多有利等韻圖製作的條件下，產生等韻圖乃勢所必然。從已出土的音韻文獻推測，晚唐即有類似《韻鏡》之等韻圖的概念及較粗糙的韻圖雛型，則可推測晚唐五代之際，《韻鏡》的原型可能已出現，而非遲至《景德韻略》的時代。
字母、等列的安排與運用，自晚唐守溫即已具備今等韻圖的規模，而五代刻本韻書則更具體地以五音類別安排紐次。從音韻史的觀點而言，韻目的分合、收字及訓解，於唐韻以後的韻書裏顯著地趨向繁複。由《唐五代韻書集存》的考釋比較，可據以推論五代刻本韻書和守溫述韻學之時所據的韻書已無大差別。故以韻圖表現反切的根本目的而言，《韻鏡》所本似應為晚唐五代流傳的韻書，而其時韻圖的編制也漸趨成熟，分韻列等的等韻圖表自然應運而生，非如王力、李新魁等學者所論，《韻鏡》晚至宋代始撰作。

語詞例釋--談「草草」及「參差」

本文以傳統訓詁學方法將「草草」與「參差」二語詞做語義來源及語義逐步發展與轉變經過的詳細分析。由於二詞的歷史悠久，從先秦到現代有無數的書面資料可尋，因此，文中以較多力量和篇幅對他們做全面的形、音、義分析；因為不如此就探不出二詞的來龍去脈。　　本文對訓釋「草草」及「參差」二詞得出如下結論：　1﹒「草草」有兩個語義來源，一是《詩經》中所謂的「憂心草草」，極有可能是「懆」、「慅」的同音（或音近）假借字；二是中古時期到現在最常見的「草率」用法。
　2﹒「參差」從古到今含有兩種不同的語義，一是不整齊，二為估量之詞（大概、好像的同義詞），形式上有獨用與合用之分；今語只有「不整齊」義，即「參差」連用形式，而無單用一個「參」或「差」者。

論內外轉

　　本文評述內外轉「等列說」與「韻腹屬性說」之論戰。傳統等韻學對內外轉的意見，基本上是從韻攝之中有無獨立二等韻區分。無獨立二等韻者稱為內轉，有之者稱為外轉；從特定之音類的有字與否的觀點區分內外轉，可稱之為「等列說」。與此分庭抗禮者則是以韻腹的屬性區分內外轉，以為內外轉或為元音長短，或為元音高低、鬆緊之別。本文從對韻圖的觀察以為內轉、外轉與攝，雖然名稱不同，實則均反映了漢語音韻系統的配合模式。內外轉中有攝的觀念，反之，攝中也有內外轉的概念；微妙的關係體現在韻圖對韻的排列上。從韻圖表面呈現的列字情形而言，「等列說」的詮釋言之成理；從音理上出發，則必然要探究內外轉對比中所蘊涵的音韻系統。「考古」與「審音」以不同立場相互排斥是無意義的，一味否定便看不到「等列說」與「韻腹屬性說」相互間的聯繫。

四縣客家話通霄方言的濁聲母〔g〕

　　從歷史音韻而言，通霄四縣客家方言的濁聲母〔g〕與中古群母無關。〔g〕分布於影、喻三（云）、喻四（以）、疑、日等聲母，且只在細音前出現。除少數二等字（如鶯、挖）讀細音者外，以〔g〕為聲母者均屬三、四等字。不論中古屬合口或開口，其共同特色為〔g〕均不接合口元音或介音。
　　經由比較方言學之研究，可以從舌體運動（舌位高化）將漢語方言影、喻三、喻四合流現象做音理說明。規律可寫為：（編案：圖缺）規律(1)是多數漢語方言的演變趨勢；規律(2)如吳語、粵語；通霄方言則和桃園海陸等客方言同走規律(3)在古代也有方言問題。而韻圖中匣、群、喻三的分配關係則顯示中古匣母可能是融合、重疊之後的結果。本文藉由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由方言的反映假設匣母有濁塞音的來源。並由文獻印證此假設：如諧聲字匣母分成匣1、匣2與群、喻三配合；佛經譯音〔g〕的對譯現象；詩文押韻表現的匣、喻關係；漢藏同源詞的比較研究。
由漳平方言的反映與文獻印證，本文指出匣1類與群母關係密切，擬為*g。匣2類與喻三密切關聯，擬為*●。匣1類一、二、四等弱化為擦音，與匣2類的一、二、四等合流，故中古只有一類。匣1類三等因有輔音性介音，保留了濁塞音讀法。以中古音上推構擬上古音，匣、群、喻三的分配一向是個困難。證出匣母有兩個上古來源，同時也說明語言自古以來即存在發展、接觸、融合、取代等過程，較合理地解釋了分佈的關係。

論重紐--變遷的音韻結構

本論文從音韻變化、結構調整的觀點探討重紐。認為A、B兩類的區別可能經過語言變遷上的「重估」（reinterpretation或rephonologization）。即中古音韻文獻反映的重紐A、B類，以聲母徵性區別合於韻書編纂與韻圖分韻列等的原則。A、B兩類互不用作反切上字的事實也能普遍關照以韻母區分重紐所不能含括的大部分例外現象。而上溯重紐A、B類所屬古韻部的部分不同，其透露之意義應為：語音史上重紐兩類字具有不同的上古韻部來源。所反映的差異是早於中古音系的音韻現象。重紐A、B二類由有別到無別（現代少數漢語方言部分例字仍可別），體現了音韻變遷的過程。

從語言學理論與語言教學論音標符號的價值----兼論國語注意符號的存廢與外語學習

人類的語言是一種雙元結構，一套有限的符號與語法規則可創造無限多合乎語法的詞句。個別的語言均有其各自的符號系統，此系統是多層次的。音標符號用於標寫語言的音韻系統，也輔助語言的學習，更是過了關鍵年齡之後再學習語言者重要的憑藉。但語有其個別的音韻特質，任何一種音標符號不一定能夠完滿適用於他種語言。兒童學習母語的過程與特質及其象徵的意義，啟發我們思考語言教學與語言習得的相關問題。語言學習的關鍵期（critical period ）與年齡往往決定語言學習的模式與成效。不同語言之音的音韻對應關係、個別語言的語音特色則可提供非母語使用者學習時參考。倡議廢除國語注意符號、改用羅馬拼音以拓展世界觀考，實應事先認知個別語言的音韻特色。語言學習的關鍵年齡與是否接觸正確、有意義的語料才是左右語言學習成效的最根本因素。及早接觸語言，遵循該語言的係統及不斷練習是學習語言的不二法門，外語的學習通是如此。

從日本吳音的形成及其現象看閩語與吳語的關係

閩語和日本吳音乍看並無直接關係，但事實上，它們的發展和形成，都和吳語有一定的淵源。本論文藉由日本的吳音，探討吳語和閩語的共同音韻現象；透過域外漢字音的觀察，使吳語和閩語在歷史上的淵源更為清晰可見。吳音所反映的早期北部吳語（金陵是六朝京都）特點，至今依然保存於南部吳語或閩方言中。其聲母方面，如日母、匣母的讀音，吳音的讀法與閩語、吳語的白讀相似。其韻母方面，如梗攝三、四等字讀低元音；蟹攝四等讀ai（西、低、禮、妻）；麻韻字，吳音、吳語讀o，閩語讀ua。這些現象皆可由日本與中國往來的歷史文獻紀錄、日本吳音名稱的確立、漢民族的移民歷史、漢語史、以及中國的地理風貌等線索，加以探究證明。歷史上，部分北方漢民族因為戰亂而避難吳地，他們在吳地停留相當時間以後，又再度南下福建，故閩語帶有一層吳語的色彩。而日本吳音，則是三至六世紀的日本人因渴慕漢文化及政治、經濟上的密切接觸，頻繁與中國交流，傳習而去的漢字音。吳語同時對日本吳音與閩語有著深厚的影響，在三者之音韻現象中，如能作一對比研究，應有助於釐清吾人以往對於漢語史的錯誤認識。

漢語舌尖鼻音的流變─兼論相關的音韻現象

　　本文討論漢語舌尖鼻音的源流、變化及與之有關的音韻現象。上古聲類的研究，涉及舌尖鼻音者，錢大昕曾提出「古無舌上音」，但因認為泥、娘不易區分，而不考泥、娘二母；章太炎提出「娘日歸泥」；黃侃以為知系、照系三等皆歸端系，娘母、日母皆為泥母的變聲；李方桂提出泥、娘、日特殊的諧聲現象。等韻圖將端系置於一、四等，知系置於二、三等，構成互補關係；日母為半齒音，亦出現在三等。和上古音相較，等韻圖中泥、娘、日三者的關係已經有了變化。在漢語方言中，泥、娘、日母的字，聲母讀音參差不一，分屬多種發音部位。凡此種種有關於漢語舌尖鼻音的現象，本文同時考慮時間與地域的差異，藉由分析歷史音韻文獻、出土簡牘帛書資料、梵漢對音、域外漢字音和現代漢語方音，進一步釐清其中的關係。依據語言通則而言，娘、日、泥既然曾經同屬一個音位，則韻圖中三等位置的衝突、演變的條件、演變的規律與方向，均是探究漢語舌尖鼻音流變的重要線索；從而諧聲、通假、聲訓、反切、梵漢對音、域外漢字音等材料所反映的語音關係，以及方音的差異，也可以進一步給予適切的解釋。

介音對漢語聲母系統的影響

　　本文從音韻結構談介音對漢語聲母系統的影響，也說明條件音變具有時間性與地域性。漢語聲母從古至今的變化，多與介音的作用有關，呈現分化、合流或回流的變化模式，且常牽涉到三等韻。學者一般以為三等韻有一個細音的介音，惟現代閩方言的白讀層，三等字卻有不具介音的讀法，其聲母只出現在雙唇、舌尖、舌根部位，未進行和三等韻、介音有關的輕唇與重唇、舌頭與舌上、齒頭與正齒、舌根與舌面的分化。對於探究漢語聲母與介音、等第的關係，閩方言所透露的訊息，無疑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漢語方言不同的音韻演變類型，反映漢語自古以來在廣大的地區並非單一的音系，其各自演變的規律、方向、快慢的不同，有力地說明此一真實情況。條件音變的釐清、歷史文獻的相互印證，將有助於漢語方言史與漢語音韻史的分期研究。

何大安教授專訪

受訪者簡介：
　　何大安教授生於民國三十七年，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著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丁邦新先生指導）、《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等專書，和漢語音韻史、漢語方言學及南島語言學方面的論文多篇。
　　何先生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語言組組主任，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政治大學、中山大學、世新大學等校兼任教授，中華民國聲韻學會理事長（1996-2000）；目前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兼主任。
訪問人：李存智
時間：民國九十一年時三月二十一日
地點：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專訪內容提要：
一、   專訪原依「中華民國聲韻學會廿年紀念特刊˙學人專訪˙訪談及撰稿內容」的形式規劃，希望何教授就其學術行政工作（擔任聲韻學會理事長、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與學術研究（諸如漢語音韻史、漢語方言形成分區、語言學史等議題）兩方面，傳承個人的一些經驗，但是先生非常客氣，僅就個人的學習歷程而言，指出「語言調查」薇其中最有興味的事。讀者藉此可得知「語言調查」與語言研究視野的種種關連，並從中讀出深意。
二、   聲韻學會的發展以及所遭遇的問題：先生指出與其說聲韻學會遇到什麼問題，不如說整個聲韻學界，甚至人文學界遇到什麼問題。聲韻學會本身是個很健全的團體，並沒有內部的問題。但是在大環境方面，仍有三方面的問題：（一）學術資源分配不盡合理；（二）人才培育不夠成功；（三）研究成果的流通品質需要提升。其次，作為一個學術社群，應朝充分掌握大環境的脈動並且傳達給學會成員的方向發展。所謂大環境的脈動，指（一）社會環境－－網路環境促進學術資源共享；（二）學術環境－知識是世界性的，可以引起全人類共通的經驗，無分中外。研究不能侷限一隅，應該要與世界對話。
三、   在訪談中，先生也談到他目前的興趣在於語言的發生與演化，語言如何分化，語言邊界的形成與消長，以及語言年代學的種種陷阱，並由此回頭檢視漢語史的研究。

重紐問題試論

重紐問題自清道光二十二年陳澧作《切韻考》發現以來，一直是音韻學研究中一個重要而複雜的課題，學者至今仍未獲致共同的結論。在參差各異的看法中，許多是富有啟發性的。惟因見仁智，對於「重紐」這一語音史上早已存在的現象，其兩類之間的差別究竟何在，各家結論則頗紛歧。言人人殊的關鍵在於重紐兩類字於韻圖時代的讀音，或更早之前的分別，或作者是否依實際語音分置同為三等韻的這兩類字。
從中國境內漢語史文獻與域外對音的反映，本文指出分辨重紐A、B類的徵性中，以聲母之別最能合於《韻鏡》分韻之原則；以A、B類互不用作反切上字的事實也能普遍關照以韻母區分所不能含括的大部分例外現象。重紐A、B類所屬古韻部的不同，其意義應為語音史上它們有不同的來源。惟上古韻部乃清人以至民國的學者對上古音的分析，韻書與韻圖的編者是否知道周秦古音的分類，實應加以考慮。否則就不應出現某些韻的分合配對與上古音不符合的現象。

《方言》敘錄

　　本文仿劉向《別錄》之形式，為《方言》作敘錄，考述作者的行事，論析一書的大旨並評其得失。
　　《方言》作者是否為揚雄並不減損其學術價值。該書既見稱於應劭，必是應劭之前的人所作，所稱別國又都是周秦之名，故其材料可上溯至周，下歷秦漢，能作為漢以前古方言詞彙的重要佐證。《方言》全稱《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顧名思義，「輶軒使者」暗示全書資料取得之來源與方式；「絕代語釋」與「別國方言」為該書之內容，前者從時間上看語詞的歷史演變，後者自空間上看語詞的地域變體。縱橫地記錄語言乃該書的實質。歷來對於《方言》之價值評斷幾乎均是肯定的。古人將《方言》一類書籍歸為訓詁之屬。誠然，於訓詁方面自有其貢獻；然而，以現代語言學研究的觀點而言，更重要者仍是其於漢語史研究上的價值。由方言詞逐漸變成共同語的詞彙固然值得研究；即使今已不存在之方言詞，於語言史的研究上仍有其地位。作為方言史的文獻材料，該書更揭示了秦漢時代漢語方言分佈的情況。

從「飆車」「掠狂」等詞彙管窺漢語與漢字的關係

　　本文以詞彙為切入點，進一步探討漢語與漢字的關係。漢字記錄漢語，但從實際的語言現象觀察，漢語與漢字並不能完全劃上等號。箇中原因除了語言會隨著時間、空間不斷慢慢發生變化之外，語言也必然反映該時空的社會文化現象。而且，語言一經媒介轉換，便會選擇適合系統本身的方式呈現。言語表達時，在可接受的程度上容許較多的錯誤，甚至只要聽得懂即可；書面表達時，則往往遵循較精確的要求，且由單字的層次進入詞彙的階段也可能經過調整。這些事實反映在漢語方言和漢語共同語（或稱官方標準語）的對應上。可確定它們彼此具有密切的親屬關係，都用漢字書寫，有共同的書面形式，無法截然劃分。透過字的意義、詞的結構、語言的特質、語言與文字的關係、漢語與漢字的聯繫等多方面的探討，本文認為語言的分析必須分別層次。層次的考量，除了語言本身即是一個層次分明的符號系統之外，更可釐清對漢語似是而非的一些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