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 間：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二）時間：晚上七時至九時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朱敬一 副院長
主持人：陳泰然 教務長
大家好，不容易喔！晚上七點鐘還可以座無虛席。我的學思歷程在臺大已經超過五年歷史，第八年了，為什麼我說超過五年歷史，因為我從五年前開始，每次我們的「臺大校訊」，每一篇我都要唸過，受益良多。
今天晚上是非常特別的來賓，其實也是我們學校的老師。幾年前，中研院借重他的專才，挖角進去中研院，不過還是不忘我們母校，回到經濟系，不斷來給學校同學做一些指導與上課。朱敬一副院長，可能跟很多在座是屬於同年齡層，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朱副院長是我們歷次我們學思歷程裡面最年輕的一位。
一般我的學思歷程大概應該頭髮都像我這樣白，然後總結一生。但是，朱副院長人生走到三分之一，就要來跟我們談他的經驗，這的確不容易。我說走到三分之一的意思是說：現在人通常都會百歲，長命百歲。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朱副院長，先從比較正式的表現。從美國拿博士回來之後，他過去的表現我一直很注意，國科會傑出研究獎連得四次，同年，一九九八年，民國八十七年成為我們教育部的國家講座教授，也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據我所知當時也應該是最年輕的，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這一點的確是今天晚上可能有很多要讓我們知道的故事。
不過，再這地方還要額外再點出一下，各位剛剛看到他走進來，他的身材也是運動健將，各位不要小看他，他是臺大排球校隊，為什麼我會知道呢？因為我也是排球校隊，他四年校隊，我也四年校隊，我不知道朱副院長有沒有當過隊長，我以前是排球隊隊長，不過，我們兩個打球，隨後我也請問過我們臺大排球校隊跟教練，他們說朱副院長當年打球非常認真，跟他做研究是一樣的，今天晚上的確非常高興，能有朱副院長回到我們學校來，在這個時間跟各位分享他的學思歷程，整個人生到現在有很多寶貴的經驗來跟我們分享。讓我們以熱烈掌聲來歡迎朱副院長。
教務長，還有黃教授，還有大部分的在座同學，這裡頭人文、社會背景或者商科的舉手一下，好，謝謝。
剛才教務長說到是所有講員裡面最年輕的，還好啦，如果我們把孔子談到的年齡順序排一排：二十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我現在也快五十了，所以慢慢算是知一點天命，坦白說，要講「學斯歷程」是可以講，但是要有把握給各位同學有一點幫助的話，我大概這一、兩年才敢講，早些年我還不敢講，我今天希望從人文社會研究者的角度來談「我的學思歷程」，剛才黃俊傑教授說這已經辦到第八年，我的記憶裡，每個禮拜來上課，還是會經過看看佈告，大部分裡面講的都是理工或是生命科學的學者，人文是非常少的，大概只有剛談到的：劉述先、勞思光、楊國書、杜維明等這幾位，所以我猜想是理工與生命科學比較多，也許你會說：理工與生命科學講起來有何不同呢？我覺得會不太一樣，我跟各位舉個例子，大概就可以了解。我也聽過幾場，大部分講學思歷程，都是強調他生命或是學習過程中間有什麼關鍵的時期、關鍵的人物、有什麼轉折、他什麼時候有什麼規劃或從小看到魚兒往上游等此類，都在描述「什麼東西操之在我，以致於造就他今日之成功」，好像是這樣的過程，這樣的過程可能對唸理工或是科學比較有可能，我自己感覺是對人文社會講，不太可能有這種事情，不太可能有什麼事情是操之在我、生涯規劃，然後從小看到魚兒往上游，然後就將來做了軍閥、總統，whatever，大概不太可能會有。為什麼說唸科學比較有可能呢？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約四年前有位數學家，叫做Andrew Wiles，Andrew Wiles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他解了一個兩百多年的著名數學難題「Fermat Last Theorem」，Fermat是法國數學家，他最後的一個推論就是：xn+yn=zn，如果n 是大於 2 ，則沒有正整數解，好像是這樣東西。後來有位印度記者訪問Andrew Wiles，然後寫了一本書，後來臺灣有翻譯，不過我忘了是哪家出版社出版，但你能看英文很好，那也不難看，Andrew Wiles自己描述，他怎麼樣走到那天的：他說他十歲的時候，有一次在沙灘玩，隔壁別人家的小孩有張數學卡，卡片上的題目是就是Fermat的推論，他十歲的時候看了這個題目，他就已經立志要去解這個題目，他唸高中、大學的一路上就是修習數學，到處就請問人家：這是什麼東西？要怎麼解？問數學教授，人家跟他講一個方向，他就去修那個課，去鑽研那個東西，一路走了二十六年，他發表「Fermat Last Theorem」的時候他三十六歲，發表當時他可以上紐約時報頭版頭條。數學的發表可以上紐約時報頭版頭條，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見那個問題之嚴重。他老早就鑽研這個領域二十六年，所以你要來找他來講學思歷程是很容易講的，因為他的一生就是這一條直線，連轉彎都不必，頭都不必回。
他也有很多很可愛的故事，普林斯頓大學在過了六年後也要審核學者是否待得下來，所以他為了要拼這個審核，就很努力的做研究，所以六年後他就拿到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的審核通過，非常不容易，普林斯頓大概是美國數學最好的，之後就專心繼續回頭做他的Fermat的推論，當他回頭做了以後，一般的研究就不理他了，事實上研究空白了好一段時間，系上就有人覺得這傢伙真懶，通過審核之後開始混了，一篇文章都不寫，事實上他偷偷在做。為什麼他要偷偷的做呢？因為這是個兩百年的大題目，他不能夠跟別人分享，因為假設你要走一公里路，走前九百九十九公尺，你都是領先，就在最後一步，出現一個聰明的人，他比你更厲害，一步就超越過你，那前面九百九十九公尺都白走了，因為「Fermat Last Theorem」就不是你證明的，是另外一個傢伙證明的，所以他一路要保密，保密到九百九十九公尺，等到最後一公尺走完他才開記者會去發表，所以你看這個人不覺得很有意思嗎？二十六年來就拼命做一件事情，然後這件事情就這樣一路走來，為做這件事情，他就這樣一路走一路走，碰到難題他就解決，他沒有別的目標，這是一種求學的過程，有滿多的科學的問題大概是這種求學過程。但是人文不太一樣，人文與社會就不太一樣，我們等一下就講他們為什麼不一樣。
坦白說，我是不覺得我有什麼生涯規劃，我從來就不相信有什麼生涯規劃，要我講我的學思歷程是滿枯燥的，平淡無奇的，要我說有什麼「轉折關鍵、操之在我」大概都沒有。我運氣很好，命好，我等一下跟你講運氣好在哪些地方，但因為這是談「我的學思歷程」，我還是花點時間把我血淋淋的回憶跟大家講一講。
我小學唸東門國小，那個時候的老師很喜歡打人，我在國小四年級的時候當班長，東門國小對面現在都是很高級的公寓，那個時候都是平房，平房和平房之間是條小巷子，巷子裡頭是做蒸籠的，我最高紀錄是一天之內幫老師去那條巷子三次，為什麼呢？要買藤條。因為作蒸籠的材料是竹子，那我要買藤條就要到做蒸籠的店買，所以我最高紀錄一天跑三次，因為老師打斷了三根，這是小學，打手、打耳光那個都不用說了，這個都是血淋淋的回憶。
初中我唸仁愛國中，那也是個血淋淋的回憶，那個時候我們一位管理組長，外號叫做狗眼，狗眼是北一女轉來的，北一女的學生叫他狗眼，我們也尊重北一女學生，繼續叫他狗眼，反正這個人就是非常討厭，動不動就打人，也非常不尊重人，到了聖誕節，他就覺得初中學生會去跳舞，就站在校門口檢查頭髮，他拿著電動剃刀，看起來只要不像是兩天前理的，（兩天前的頭髮看起來有長嗎？）他就在你的頭中間剃條跑道，就羞辱到極點，你說要怎麼回家呢？坐公車回家不是極醜嗎？他才不管就剃條跑道，結果那個時候，我騎了一輛既重又舊的腳踏車，放學時我又看到他又在那邊剃跑道，事實上我的頭髮大概是五天前理的，但絕不符合「兩天前理髮」的頭髮標準長度。但是，打死我都不願意被他剃條跑道，初二的我，舉起腳踏車丟到牆外，爬到牆外再繼續騎腳踏車回家，我都不知道我哪來這麼大力氣，腳踏車舉起來、丟出去，光只是排球校隊還不行的，還要有點本事，當時我初中也不知道怎麼丟出去的。
高中我唸建中，平淡無奇，沒有什麼好敘述的。
大學就是唸臺大商學系，商學系老師有不少其實教的不好，但是當時大學聯考就是以分數高低選填科系，後來我也聽說當時臺大有滿多分數上第一志願的系，實質未必好，什麼都不好，就是學生好，學生就迷迷糊糊填進來了，所以也沒什麼特殊的地方，大學管理的老師是中華民國第一位管理學博士，大凡聽到中華民國第一個博士，一方面肅然起敬，另外一方面也滿害怕的，因為他永遠都在教他第一個博士時唸的東西，我們那個時候管理老師有次上課問了一個問題，要大家都站起來，他說：「企業要怎麼樣才能夠好？」就叫某甲回答，某甲說：「要注重人事，人事升遷管道要順暢。」叫某乙回答，某乙說：「會計的內部控制要靈活。」叫某丙，某丙回答：「組織結構要調整。」一個一個都不對，全班五十個人都快站滿了，每個都不對，最後他宣布答案：「企業要怎樣才會好呢？就是要使好人能出頭。」這種廢話？這種東西為什麼可以是標準答案？就一個老師就決定了，一混又是一節課。我們那個時候的一位統計老師，當時我們已經是二十世紀末了，他教的還是十九世紀的統計學，坦白說是這樣子，所以靠自己的多，靠老師的少。真正要碰到好的老師，大概是到研究所，這個我們等下再說。這就是「學思歷程」，你說這講起來多無聊呢，但是，也不是沒有一些值得提的事情。
我第一個運氣好的事情，就是大一時碰到的一位助教，那位助教不知道為什麼看上我了，說我將來是唸書的料子，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是唸書的料子，我大一期中考的時候，經濟學四十六分，會計四十七分，這兩個主科一個四十六、一個四十七，但他偏偏說我是唸書的料子，我有什麼辦法呢？他說：「告訴你，你大二的時候，就修這個課、修那個課……；大三的時候，就修這個課、修那個課……。」那我就傻傻的，就照他說的修，後來就發現如果有一位學長或是助教能給你這個引導，那是非常有幫助的，他幫你省掉不知道多少冤枉路，假設我不是做學問的料子，反正白修對我也沒什麼關係，假設我真要走做學問的路，他的建議對我就非常有幫助，假設你也能夠夠命好，找到大概還有一點點慧眼的前輩、學長或助教，能夠帶你去選擇好的課程，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這是第一個命好的地方。
第二個命好，我大學畢業當完兵後，就考上公費留學，當然是命好，因為公費留學我考第二名，偏偏只取三名，有時候只取一名，如果當年只取一名，當然就取不了，偏偏取三名就取得了，考試當然是運氣佔了不少成分，我在大專聯考國文作文成績發布之前，我誤以為我是榜首，後來作文只有八分，顯然不是榜首，為什麼作文只有八分呢？它出的題目是：「旬子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我當場差點昏死在那邊，這種題目我六分、八分已經很高興了，所以運氣是很重要的，如果公費留考再出這種題目，我也沒辦法，大概還是六分、八分，所以這是運氣好。第二個運氣好就是考上公費留學。
第三個運氣好就是基因，就是怪我的基因好，基因裡有什麼東西好呢？不是說什麼聰明、智慧，那倒沒有，我有一股奇怪的傻勁，我做什麼東西我就豁進去了，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就很清楚，大三的時候，我家就在宿舍附近，一堆人住宿的人很無聊，就說要去新公園看看人家打太極拳，那我們每天早上五點就從臺大法學院跑步到新公園，隨便去看人家打太極拳，後來看到一位師傅，大家就跟他學拳、鬼混，不知道在學什麼東西，太極拳為什麼大部份都是老人家打呢？很少看到高中生、大學生在打，太極拳對身體有幫助的，老人家身體不好，他們去打太極拳，很容易就感受到太極拳對身體的幫助，我們年輕人十九、二十歲，身體個個都很好，沒有人有關節炎、風溼等等，所以非要單邊下勢才能夠好，沒這回事情，所以年輕人學太極拳太不容易感受到它的好處，但是又溫吞吞的，東一個西瓜，西一個西瓜的，所以沒有一個人對那個有興趣，所以我的同學最多打了兩、三個月到半年之後，通通都不打了，只有我一打打二十九年，所以太極拳我一打打二十九年。太極拳是很奇怪的東西，你不進入狀況，你就不知道它有什麼好處，但是進入狀況的時間極長，比如說你看到人家在新公園推手，你去推推看，你去推手，一開始像傻子一樣，在那邊晃啊晃，動啊動，你根本不知道在它是幹什麼，去做推手同樣的動作，從開始推到真正知道在幹什麼，大概要半年，太極拳在親近，那個推手就是在接觸，接觸就是聽靜，聽靜就是要鬆，鬆了以後，對方任何動線你都能掌握的到，這就是聽靜，但是差不多要半年才能進入狀況，所以絕大多數的人，沒有意願要當半年的傻子，每天呆呆的在那邊混，也不知道幹了什麼，事前也不知道混了半年以後是否一定有感覺，所以我的基因裡面有一根筋斷掉了，才會在這沒有預期結果情況下，要我學推手，我就學推手，所以這是我的基因，你要說這是什麼呢？我想這就是我運氣好，我有這種奇怪基因，我可以打太極拳二十九年，我到現在還天天打，頗俱功力，事實上打了二十九年，要沒有功力也滿難的，就是說能鬼混還能混二十九年是不容易的。
同樣的道理，這個奇怪基因，就是讓我比較不計成果的吸收知識，差不多是這樣講，我可以不計成果的去學一個拳，我也可以不計成果的去吸收知識。在我唸博士的時候，系裡面規定唸博士必須唸兩門主修課，我大概修了五門主修課，所以跟個體經濟學有關的東西，我大概全部都學了，全部都學跟現在家長「不要輸在起跑點」的心態不同，因為我沒什麼起跑點的，我已經在唸Ph. D.，已經修完兩門了，我並不是還沒有修，我不需要再修了，也不是為了要增加學分或者害怕沒學夠，我都不是，莫名其妙的，我想修我就去修，修了五門課把知識弄得很紮，我的經濟學學習過程、內容，可以說是非常的紮。但是，其實人文社會的很多學問，大概都是這樣子的，我們舉一個例子可以了解，我有時候也跟同學說過。其實我們學習語言有兩種模式，一種模式是用文法學習，所以我說：「This is a dog.」所以This是主詞，is是動詞，a dog是名詞，然後把它拼起來成為句型「This is a dog.」這是文法學習法，還有一種是嬰兒學習法，沒有一個爸爸媽媽教小孩子語文是教他辨識This主詞、be是動詞，a dog是什麼，沒有爸爸媽媽教小孩母語是這樣教的，小孩子學語言唯一的模式就是一天到晚聽爸爸媽媽講話，他爸爸媽媽講了成千上萬的句子，每一個句子都輸入耳朵，記憶在他的腦袋裡面，他偶爾就會蹦出來一個句子，爸爸媽媽會修正這些蹦出來的句子：「不對、不對，不是爸爸咬狗，是狗咬爸爸。」他就知道了，也沒教他狗是主詞，爸爸是受詞，沒有一個爸媽是這樣教的，他只是說：「不對。」所以他就在自己腦袋修正，所有的文法學習法都是公式化的，主詞、動詞、副詞、受詞等等，所有的文法學習法都是抽象的，所有的母語學習法都是非抽象的，都是沒有公式的，都是自己在腦袋裡亂組合的，每一個小孩都是這樣學的，大致說來自然和生命科學的學習過程就像是有公式的學習法，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習，就像是沒有公式的嬰兒學習法，嬰兒怎麼學呢？嬰兒對於爸爸媽媽唸過的整個雜七雜八的東西，他沒有目的的，不是為了特定的功能就一直在吸收，不斷的往腦袋裡放，你說嬰兒吸收難道有目的嗎？絕對沒有的，難道說我是為了講好一個句子而聽爸爸媽媽講話嗎？不是啊，他就這樣子不斷的輸入，他偶爾會犯錯，外界就給他糾正，但是沒有一個抽象的公式讓他慢慢去學，而且學得很好。我們的英文前前後後唸了八、九年，我們八、九年用後天學習法，用文法學習法學得英文，可能比不上一個英國人、美國人用嬰兒學習法學三年，我們犯的文法錯誤，可能比一個四、五歲的美國人、英國人還要多，所以哪個好，那個壞？不知道，但是至少看起來人文科學的學問是這樣子學的，是用自然的方式去慢慢累積的。
如果還不清楚，我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現在都會作文，我們的作文能力怎麼學得呢？大概在八、九成是跟我們背好的古文、詩詞有關係的，我們就莫名其妙的背那些東西，李白、韓愈、柳宗元、蘇東坡的作品等等，一天到晚地背，背著背著，你的文句組合概念就出來了，在背李白、韓愈、柳宗元、蘇東坡的文章時，你絕對沒有一個想要將來文章寫得跟他們一樣好的目的，沒有這種人嘛，我們當初是被迫去背的，所以我們沒有人為了要學李白的文章，所以現在拼命去學李白的文章，當然沒人這樣子，但是組合之後，就能慢慢寫自己的文章，所以它是這樣來的，雖然不表示背得好就寫得一定好，但是它的學習過程大概是這樣來的。所以我們舉了語言，或者是文學，還有其他的事情大概也是類似的。我剛剛說到，我常常去學很多奇奇怪怪的知識，這些東西你要往有沒有用的角度去想也是可以的，我覺得這些藏在我們腦筋裡雜七雜八的知識，它有兩用：一是碰到問題的時候幫我們解決。比如說我從小就修了偏微分方程等等，那我碰到一個物理的東西，那就能用偏微分方程的方是來解答，這是大家最能熟悉「那門學問對我有什麼用」的一種用，這是大家能夠想像的。還有一種用，就是雜七雜八的學問對我們還有一種用，是大家比較不能夠想像的，就是自己形成問題。這是一般人比較不能想像的，就是你看的東西非常的多，這些東西之間隱隱然有什麼關係你不知道，但是這些知識都散佈在你的腦袋裡面，你有時候就會問自己幾點之間串起來的關係，那幾點之間和這幾點之間有什麼關係，當你問這些問題的時候，都在形成一個新問題。但是如果你腦袋裡散佈的那些點是非常不夠的，你根本就沒辦法問出問題，你當然根本就沒辦法形成問題，這對臺灣的學生其實是非常關鍵的，很多臺灣教育出來的學生，假設要走研究或是一般創新路線，像是台積電等等，很多人批評我們臺灣訓練的出來學生，很多都是會解問題，但是不會找問題，所以你給他一個問題要他解，非常厲害，不管多難都很快，一天兩天、一小時兩小時就能解出來，但是要自己找出一個問題？什麼叫做研究呢？研究就是找新問題，找新問題找新答案，如果是個舊問題，那十之八九都有答案了，一定是新問題，才會還沒有答案，所以十之八九臺灣訓練出來的學生，都很會解問題而不會找問題，那怎麼樣讓自己比較會找問題？我自己感覺跟前面說的有關，就是要不計目的的廣泛吸收知識，其實通識教育有很大一部份功用就是在這裡，你要說為什麼一定要自然兩科、生命科學兩科、人文幾科，為什麼？你要想講出個道理來，也許還不太容易講得出來，但是也許我能把它稱作「不計目的的廣泛吸收知識」。
除了前面說的運氣好的部分外，還有一件運氣很好的，就是我是很調皮的人，說起我從小做過的壞事，通通講出來你們可能會嚇壞，所以我是很調皮的人。調皮的人對於做研究是很好的，很守規矩的人對於做研究是很不好的，什麼叫做研究？研究就是Study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就是對未知事實的檢證或發現，所有要對未知事實檢證發現的人，這未知的事實，都一定是現在所沒有的，那你要發現一個現代社會、知識所沒有的，你想想看，這是比較守規矩的人，還是比較不守規矩的人可能做的事情？守規矩的人就比較不敢挑戰規矩，舊知識就是規矩，新創見就是規矩之外的東西，只有比較不受規矩拘束的人，他才比較有可能去想一些規矩之外的東西，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只有這種人比較會去想，所以我們說很多教育上不必要的壓抑，要把它鬆掉的原因在此，因為太多的壓抑把大家綁死了，就不可能再是一個「不守規矩的人」，絕對不是這種人，所以要把這些東西慢慢拿掉，讓自己的野性（好像不是很好的形容詞。）留著一點，這樣才能夠讓你自己有相當的創新的餘地，黃教授一定曉得余英石先生最近寫了一本書，叫做「朱熹的歷史事件」，我大概也看了一看，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是看一看跟一些人談一談，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功力在哪裡，人家說唐朝以前的文獻，你還可以淨讀，可以把它讀光，如果你真的很拼命的話，但是宋代的文獻，你就沒辦法淨讀，因為龐雜的不得了，讀光以後要怎麼寫東西是一回事，但是讀不光的東西，要怎麼寫東西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假設說有好多人都在做宋朝歷史，那余英時先生到了七十歲才開始寫書，你看在他之前，宋朝到現在已經一千多年的時間，這麼久的時間裡，有多少人去寫東西？但是余英時先生去寫，也許他不計目的去看這些文獻，所以他看宋朝的文獻一、文獻二、文獻三……一直到文獻兩千八百六十三等等，他看了就放在腦袋裡面，視下丘、皮下脂肪……隨便哪裡，到處亂放，放在他腦袋裡不知道哪個地方，他也沒有目的，但是有一天他就能夠把沒有目的，而積存在腦袋裡面的記憶，一點一點把它串起來，然後他有一個不受傳統拘束的心，所以他能見人所未見的方式串起，他能把一些看起來亂無章法的隻字片語，在不同文獻中能夠串起來，像是串珠珠一樣，你會覺得串起來的珠珠好漂亮，那就是一本好書，所以好多的人文社會的學問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剛講了三點運氣好，也許我最後一點運氣好是我的記性不好。像余英時先生這樣做，記性一定很好，三、五千隻字片語的文獻，通通在他腦袋裡面不知道什麼地方。但是我的記性很不好，以前我在國科會辦人文社會科學營時，有某一位大學校長，大概是國科會人文處的計畫沒過，就要對付我，在國科會人文社會營選擇的地方，臨時改稱說沒有地方借了，讓我們在很倉卒之間，就找不到地方，anyway，他就是這麼一個小心眼的人。那回去之後我就氣得半死，跟我太太、小孩講：「怎麼有這種人？要開辦營的前一、兩個月，忽然說學校宿舍沒有了，要我們去找地方，可是又找不到。」我的太太和小孩，他們兩個人也氣得要死。過了兩年以後，我是忘得乾乾淨淨，什麼都不記得了，我太太就問我說：「那個某某人以前這樣子對你？」我說：「什麼東西？什麼怎麼樣？」她就開始講起那過程等等，到最後講完，我才勉強記起來一點點，所以我東西忘得非常快。忘得很快有一個好處，就是沒有包袱，我完全沒有包袱。我剛剛講到大一助教叫我去修一些課，他大二，我們同班在修初等統計學，他叫我去修高等統計學，這是不合邏輯的東西，但是我傻呼呼的，就去修高等統計學，很多人會以為高等統計學不是要有初等統計學的基礎才能修嗎？我就告訴我自己，「假設」我都懂了。我不是亂講，我去檢查眼睛，視力檢查人員問我：「那個口清不清楚？」他不是問我朝哪裡，他是問我清不清楚，我說定義它清楚，它就清楚啊，這就是我說我沒有包袱，你要我定義它清楚，他就清楚。你說高等統計學有些重要的部分，你只要告訴我那個基礎是什麼，我把它唸一遍，O.K.，我知道它是基礎就好了，我不用知道它。比如說：A是B的基礎，修高等統計學就像是修B，人說沒有A不能修B。然後我就問A是什麼，他就告訴我A是什麼，假設我知道是什麼就好了，我就立刻說我知道A，我根本不去問為什麼是A、A背後的五條原因、怎麼推導出A等等，我都不管它，我可以完全不管它假設我懂A，然後就去學B。這樣子的巨鑑法，有時候有它的好處，因為我們的記憶都有限，我們把皮下脂肪切開來，我們就比余英時少了很多層，沒辦法跟他比，因為我們的記憶有限，所以我不亂記東西是滿好的事情，尤其是哪一位大學校長要對付我，然後我把它忘掉，這是很愉快的事情，這使人生愉快非常多，我記的仇極少、極少，幾乎都記不得，那只是閒話。但是真的是說有些東西，我可以把它斷掉，之前的我就假設我懂，之後我再看為什麼，很少有人願意做這個事情，有時候要訓練一下自己，看看能不能夠這樣去做。
所以我說我有四個事情運氣很好，第一個是碰上很好的助教，第二個是考上公費留考，其實應該是五個事情，第三個是我基因裡有一股傻勁，我有極大的耐力，可以做一些不知道為什麼的事情做很久，第四個，我不太受拘束，這也是基因，一種wide mind，第五個呢，我的記性不好。但是這些東西，並非今天是通識演講跟各位開玩笑，我自己想起來，真的覺得對我有幫助，在要去追求學問的這條路非常有幫助。
剛剛我講說，人文社會的很多知識，是要自己去彙整，但是在過程中點點滴滴不斷去吸收，碰巧佛經的金剛經中的一句話跟我說的有點相似，金剛經說：「菩薩不注向佈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這不是傳教，所謂的不注相，你去佈施做好事的時候，不要老覺得我在做好事，不要覺得自己是有著痕跡的去做好事，不要有什麼人才去做什麼事，所以說「菩薩不注向佈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假設把我剛講的彙總成一句話：「人文學者不注向讀書，其功用不可思量。」我們讀書的時候不要「注向」，不要為哪個目的讀書。有些事情我是非常不同意的，第一個是很多家長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補習，就「不要輸在起跑點」，我最討厭這句話了，說不要輸在起跑點，這就是標準的注向讀書，而且是住的利害，什麼是起跑點呢？有人在人生裡鳴槍嗎？有終點嗎？什麼叫「輸」呢？所以這是第一種，非常注向的唸書。第二種好一點，有些報紙上說：「我們要培養讀書的習慣」，連這也是注向唸書，很多人去看，我不喜歡一種人，整天都在說你要多讀書、多讀書，多讀書才能夠怎麼樣，要無用之用才能為之大用，你不能說為了多讀書才去讀書，這都是為了特殊目的才去讀書，你說我要唸好英文，將來才能如何，唸了一大堆英文的書，沒有這些，才會去唸一些點點滴滴，就像是唸古文一樣，但是不是要你去亂唸書，像是什麼壹週刊、今週刊、蘋果日報等等，那是沒有用的，你要唸有用的書，但是不注向，不執著於哪個目的，不專走於固定的路線，只要是人文的，你有興趣的，你覺得好玩的你就去唸，什麼時候有成果不知道，就像你背古文，什麼時候作文開始變好，沒有人知道的，也沒有公式可以知道唸白居易文章多少篇的時候，作文就可以不再是八分，但是它就是對你有幫助。所以兩種反例來說什麼是注向，那種注向的唸書，尤其是對人文社會，其實我覺得對自然、生命科學應該也是一樣的，多多少少有些類似，你不能夠為了什麼目的去唸書，這種例子很少的，我們舉Andrew Wiles那個例子是極少的，大概十歲以後到三十六歲，通通都是為了哪一個目的而唸書，然後哪一天終於做成了，這個例子大概不是那麼多的，他的知識涵養是慢慢來的，但是人文社會尤其如此，所以人文社會很多人發跡，大概是六十、七十歲以後的事情，很多人都是這個樣子，我們剛剛說余英時先生，他自己也覺得寫了朱熹的歷史世界那本書是一個非常得意的著作，但那時他七十歲。數學家三十歲不發跡，大概就不太容易再發跡了，數學家如果三十歲之前文章不發表，大概就再見了，不用再想混了，好的數學家大概是三十、三十五歲，像Andrew Wiles，他的Fermat Last Theorem是三十六歲證明的，但是要證明這個Theorem，需要很多的子定理，這些都是在他三十歲以前完成，只不過他最後的一步才跨出去，你不可能重要的子定理在三十幾歲發表，沒這種人，所以大部分的科學研究都是很年輕的，李院長拿諾貝爾獎好像是四十六歲，非常年輕的，但是他那篇著作更早，他在芝加哥大學當Assistant Professor時，經典著作就出來了，他在芝加哥待了三年要走，當時芝加哥副校長跟他講，一直不讓他走，最後說了，你如果走了，萬一哪天拿了諾貝爾獎，我們不是會很遺憾嗎？那時他才多少歲，非常年輕的，幾篇重要文章都已經擺在供桌上，隨時要點香，等到時候到了，就可以燒香。人文社會沒這回事情，可以斬釘截鐵這麼講，如果要問我自己，我可以說我唸博士學位之後，大學畢業二十二歲，當兵當完二十四歲，當一年助教二十五歲，所以我二十九歲拿Ph. D，二十九歲拿Ph. D之後，假設我們現在的知識能量化，現在的知識是一百的話，我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唸完博士累積的，只有百分之五是唸博士之前累積的，我相信很多唸人文社會的學者都是這樣子。所以你看到哪位人文社會的學者說我是哈佛的Ph. D，講這話的人如果三十歲還可以，如果四十歲的人講這種話，就不太有出息了，那表示他還在拿十年前的資本在招搖撞騙，三十歲以前，你可以說：我二十九歲哈佛Ph. D，到了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你不必再去張揚那些東西，尤其是對人文社會的研究者，我們的學問百分之八、九十以上，是在拿Ph. D以後慢慢累積起來的，所以老是說自己是哪裡的Ph. D沒有意思，更不用說我小學沒有輸在起跑點，那是笑話。
我最近經常看到人家，我當初放棄美國優裕的生活、待遇很好的教職回到臺灣已經十七、八年，我說：你少講一點，要不要把幼稚園老師給你幾次乖寶寶也講一講？沒有意思的，老講說十七、八年前我如何風光，兩年拿到Ph. D，這是幹嘛呢？也許在科學是值得炫燿的，但是在人文社會不太值得炫耀，尤其是時間久遠之後，甚至不應該再去炫燿，為什麼人文社會會這麼久？剛講它是需要很久的時間，才能夠形成一個知識的基礎，主要原因大概是這樣子。你看科學裡面一定有什麼理工、生命、自然科學背景的，我兒子在化學系，他現在跑到某一個人的化學實驗室，實驗室裡面就有十幾個助理，包括博士班、博士後的、碩士班的，十幾位助理，有幾個學生等等，湊起來有二、三十個人，這在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是常態，在人文社會沒這回事情。余英時全盛時期，大概四、五個學生，我們經濟學的泰斗Gary Becker，一個秘書、兩個學生，沒有助理，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呢？因為自然生命科學很多是實驗，很多的題目可以切開來實驗，如某甲去做A題目，某乙去做B題目，某丙去做C題目，它可以這樣做的，人文社會的所有知識，大概是在一個人的腦袋裡面完成的。我們剛剛講余英時寫那本書，他怎麼寫的呢？他把宋朝文件，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一樣一樣地唸，全部放在腦袋裡面，然後到哪天就串成一個珠珠，他有辦法把這個事情交給二十八個助理去做嗎？「甲助理看第一到八個文獻，乙助理看第三十六到九十三個文件，看完以後你們簡報，我聽。」有用嗎？沒有用的，用膝蓋想都知道沒用的，怎麼會有用呢？因為支離片段的知識，不是這樣串起來的，小朋友學語文，是你不斷地對他唸句子，讓他在腦袋裡串起來，你不能說雙胞胎姊妹，姐姐只聽爸爸講，妹妹只聽媽媽講，這樣她們倆要溝通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人語文是這樣學的。
所以你作文也是一樣的，你要就白居易、李白等，什麼人的好文章都唸，慢慢累積在腦袋裡面，有一天你就能串起來，變成一個很好的作文者，但你不能說有兩個人，一個人專唸西元單數年出生的文章，另一個人唸西元雙數年出生的文章，然後他們兩個人溝通，讓他們簡報，你就知道是怎麼回事，那是不可能的，人文社會沒有這樣子搞法，因為它的知識就是靠腦袋，將不同時間點作有機的組合，才能夠串出一個知識來的，因為它沒有辦法、不能BOT，所以人文社會幾乎所有的知識，在少數一、兩個人的腦袋裡面，慢慢醞釀形成，所以你看期刊上自然科學方面或者生命科學方面的文章，十幾、二十幾個作者；人文社會沒這回事的，一、兩個，兩、三個作者，三、五個作者了不起了，所以它是不一樣的，所以有人說人文社會的知識用小火慢慢燉出來的，這是沒錯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知識是從看的書或是社會觀察慢慢累積的；像很多鋼琴的天才，可以在七、八歲很小的時候，技巧就能非常好，李斯特什麼亂七八糟的曲子，他可以彈的很好，但是他的感情很難表達，因為你不到那個年紀，那種感覺沒有過，彈失戀的感覺，七歲？他沒辦法呀，所以人文很多知識的累積是要慢慢來的，是跟年紀有關係的，所以急不得的。這就是不注向讀書。
還有一種注向讀書，是非常不利於人文發展的，就是跳級。有的人幼稚園大班就唸小學一、二年級，小學二年級唸四年級，四年級唸六年級，六年級就唸人家初二，初二就唸人家高一，高一就唸人家高三，高三就唸大學，最後說：「我二十四歲就拿到博士。」So What？這叫做終點嗎？有人鳴槍嗎？沒有吧，所以他二十四歲拿到博士又怎麼樣，這也是一種注向讀書，就是我要「快」，快又怎麼樣？尤其是對人文社會，快又怎麼樣，沒什麼意思的，所以你二十四歲拿博士，跟二十六歲拿博士，差別安在哉？不知道在哪裡，有些東西它是快不起來的。
所以我大概花一點時間，將人文社會知識怎麼累積的，我把我的經驗跟大家講一下，但是我沒辦法再具體，我沒有辦法像自然科學、生命的學者說：告訴你們，我的關鍵、轉折、規劃，魚兒往上游的經驗是什麼。我沒有辦法，我沒有辦法刻出一條路來，請大家依此類推，十年有成，沒這回事情，這路原比自然科學要難以刻畫。
最後再講講後來的過程，我剛講的是知識基礎是怎麼累積的，但是我說了半天也等於沒有說，因為「怎麼」是沒有方法的，但是我只是告訴你它應該是怎麼走的，所以「不注向」意思就是在這裡，假設我真能講出一個方法，那就是「注向」，大概是不存在這種方法。假設你要走人文社會路線，將來也有機會這樣子慢慢走下來，走下來之後，你假設要走進探索知識的路線，你就會非常寂寞，所有做研究的人都寂寞，古來聖賢多寂寞嘛，喝喝酒也許就好了，但是人文尤其寂寞，這是有原因的，假設你在實驗室，二十個人一起混，老師不在的時候就一起混去看電影，這樣是比較不會寂寞的，自然跟生命科學的研究者不同，我兒子跟我說，只要老闆不在都在鬼混，出去打籃球、看電影什麼啦，成果一起發表，聲息相通，因為他們有很多的組，彼此可以互通聲息，它比較不寂寞，但是我們說人文社會的學問，是在一兩個人的腦袋裡面完成的，你說他不寂寞嗎？他更容易寂寞，無助而寂寞，你研究做不出來，還可以把試管丟到隔壁人的牆壁上，我們的腦袋串不出東西來怎麼辦？那是很寂寞的，所以走追求學問這條路，假設你要走下去，是一條非常寂寞的路，是一條漫長辛苦的路，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希望像是國科會、教育部的獎項，幫助這些學者在寂寞的過程中間，讓他們有一點安慰。我曾經有個比喻，我們的學術生命就像是一篇文章，一個一個的獎項，就像是逗點，你看過那些後現代的人寫文章，沒有逗點的。城鄉所有位夏鑄九教授，是我的好朋友，我真受不了看他的文章，沒有逗點的，一個句子三行，三行以後才看到逗點，這樣會boring，很煩的，所以偶爾會有個逗點，假使逗點就是各個獎項，就讓你停下來喘口氣，喘氣的時候臉上還會有笑容，那就使你的人生好走很多，但是也要注意，求學問的過程還是不能注向。為什麼有人批評國科會的許多獎，讓大家作很多輕薄短小的文章，原因就在這裡，因為有的人不斷的告訴自己：那個獎沒有什麼，只是個逗點。但還是很高興、很喜歡，所以久而久之，如果那個獎設計的不好，你就是為那個獎在做研究，就是為逗點寫那個句子，整個文章的目的就不見了，東一個逗點，西一個逗點，有些獎設計不好就變成這個樣子。假設那個逗點經常出現，為了要迎合逗點，趕快寫小東西在逗點之前，那就是輕薄短小的文章。人家說訓練狗有一個辦法，狗一天要吃兩頓，但是你只要餵牠一頓，其他的小餅乾、小骨頭就放口袋裡面，隨時訓練牠，「Set！」，要牠坐下，牠坐下，就給牠一塊，然後「Down！」，牠趴下，就給牠一塊，然後「Roll Over!」，牠翻了跟斗，也給牠一塊，這樣子狗很快就學會了各種基本動作，就是你餓牠，然後獎勵牠，這是最好訓練的辦法。以前我們臺灣的公教人員薪水很低，國科會的獎勵很豐富，大概就像是訓練狗一樣。我剛回臺灣薪水只有一萬多塊錢，國科會就有八千塊，所以薪水跟國科會獎勵費差不多，那我們就跟狗一樣，每年它要我們「Set！」，我們就Set，「Down！」，我們就趴下，「轉一圈」，我們就轉一圈，很乖！但是訓練完之後，我們就只會這三件事情，我們從來就不會去做跳躍，去做偉大一點的事情，做什麼接飛盤、撐竿跳，我們都不會，因為我們只被訓練去為小小的東西而獎勵，所以那些獎勵，作基本動作大概是可以，但是作長期的精神食糧大概是不行，所以我說今天有兩個句子，我要把它寫下來，這兩句差不多是金鋼經的翻版，金剛經上面說：「菩薩不注向，不食其福得不可思量。」我說：「人文學者不注向讀書，功用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二個句子，金剛經上面說：「一切賢聖，皆因無微法而有差別。」這對我們人文社會學者也是適用的，現在假設要我講出一個公式、一個法則、一個經驗談、一個關鍵的描述，一個看到魚兒往上游就立志的故事，而使得你受到啟發，你就可以變成聖賢，那是假的，沒有這回事情的。
假設你要在追求學問之路上出類拔萃的話，你一定是因為遵循一個我沒有辦法具體描述的過程，而讓你成就那個境界，所以我一個多小時內，不太能描述說如何幫助大家走這條路，假設你要走人文社會的路。我也講說，如果是一、兩年前，我都還不敢就這個題目去講，比較敢去說，現在比較有把握，現在我比較不惑，還不到不惑，知天命啦。我大概知道說這條路是怎麼走的，假設我自己做得還有點心得的話，我大概知道我怎麼走到今天這個地方來的，假設我自己做得還有點心得的話，我自己反省一下，哪些事情是不對的，我只能夠把那些不對的事情講出來，你要「不注向」，你要「注向」就是不對的，這我可以講得出來；但你說到底應該要怎麼辦？那我講不出來。你就是要不注向的用功，廣泛的吸收知識，維持你的野性，讓你的知識在腦筋裡活活的轉，那將來在這邊講我的學思歷程的人，絕對會比我年輕，都會是你們，我就講到這邊，比我預計時間短一點，不過我們可以多花點時間談一談。
非常感謝，在開放今晚同學、老師們來跟朱教授對話之前，可能我還得花一分鐘，以作為主持人，稍微說一下個人感想。一開始，我一直緊張，以為我們朱教授不談學思歷程，要聊天的，越談越談之後，我發現他談的就是他的學思歷程啊！從這裡面我們看到，他一再強調的部分，在學思歷程裡面已經歸納出來，他這個人，說命好，碰到一位好助教；說運好，只要兩三個，還是錄取了，當時可能是同分吧，都是錄取一位，這部分他可能沒有說明；說他基因好，當時一股傻勁，嗯！不錯喔；第四個，又好像基因跟遺傳，因為他沒有包袱，有野性；最後一個，他談到這件事情，實際上說起來，也是他的遺傳基因，就是他的記性不好。我感覺到他認為事情，不管好不好，都變成好的，這從他身上，我們學到了樂觀。
其次，我是覺得，他剛提出來說他從來沒有生涯規劃，如果是這麼一位樂觀的人，他的命好、運也好，然後基因又好，臺灣話說：「時也，命也，運也，非我之所能也。」實際上就是冥冥之中已為他安排，他的確是命很好，他不需要有生涯規劃，的確，聽起來好像也沒有生涯規劃。
其實，剛剛我們聽到朱教授說，這麼一談，他一直強調一件事，不管讀書、做事，不一定要有特定目的，只要有傻勁，終究有成，他怕我們不記得，還特別寫出來、括號起來。我倒覺得這件事情，於我心有戚戚焉，因為他談到修博士的事情，我也是憑著一股傻勁，我拿博士學位的時候，主修一門，輔修三門，結果我把系裡面的課全修了，我覺得不管是人文社會或是人文學，很多問題在某些地方還是相通的。讀書、做事不一定要有特定目的，因此他不斷的談到多學啊，雜七雜八的，到最後就不注向了，不一定要只講求功利主義，還是像碩士一定要講求出路，那樣的話，依照朱教授說法，不一定有好結果。
現在接受一些大家想了解朱教授的學思歷程的。
老師您好，我是經濟系周同學，有一大一小問題想請教您。小問題是您的高統有沒有過啊？大問題是老師強調您之前運氣好，有五點，西諺說：「Every dog has it’s day.」通常說是運氣好，但總有運氣不好的時候吧，剛老師說提到遇到挫折、不如意或不順利的時候，如何突破困境？能否請老師舉自己生命中例子，來形容描繪遇到困境，不論是做學問、學習，或是在人生上面，如何面對困境，並積極突破。謝謝老師。
高統有過！而且高統成績比初統好，高統我記得還八十幾分，初統好像才七十幾分，我也搞不清楚，因為初統是十九世紀的初統，不太容易學。當然也有運氣不好的時候，我剛不是說我記性不太好嗎？像是一些挫折，我忘記得還滿快的，所以這是好處，這不是開玩笑的。像剛說到的校長是如何記恨我，我回去以後，跟我太太、小孩講的時候，他們還很氣，想起那兩三年前的事情，他們還在生氣，我都已經忘光了，所以，我這樣子當然很容易從挫折中恢復生命力嘛，因為我根本不記得了，但這是一部分。
另外，要如何從挫折中恢復，還是運氣，有太太、小孩都很好，所以我有一些挫折，他們都給我很多包容，這是實在話。國外有很多教授，他們拼資格，升等期間是六年，那六年裡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有很多人是學校拿到資格後就離婚的，因為拼的時候，經常不在家的，經常不回家的。有一位教授一天回家吃飯，因為他吃完後還要回學校加班，他稍微晚一點走，他出門的時候，小孩說：「謝謝爸爸今天陪我玩。」可見這是什麼日子，所以付出與投入是當多的，國內有很多的研究，大概沒有這麼大的壓力，但是這種壓力是經常有的，所以要一個很能幫你分擔的環境，這是運氣，這環境是可遇不可求，這當然是運氣，沒有讓我分神很多。
朱老師說到「不注向」，就是不要為任何目的而努力，那就是人文學者不管多晚開始想走學術的路，那都可以嗎？老師很早拿到博士學位，那您是鼓勵我們一直走學術的路，還是畢業以後先去做事，然後再回來，看看是否合適走這條路？
每個人的情況可能不太一樣，比方說有人家境好，有人家境不好。比如說王永慶的小孩，我當然鼓勵他趕快去唸書，他在臺灣的企業做事，說不定還做得更糟糕呢。每個人情況是不太一樣，假如你的家境好，你可以先出去唸書，但是假設要唸MBA或Law Degree，也許要先做做事，那方面的背景，對你唸書是有幫助的。我剛剛說不注向去用功讀書，並非說多晚起步都可以，總不能說六十九歲說：「我現在開始唸二李詞。」那太晚了吧，六十九歲太晚了。
前陣子我去拜訪余英時，他說：「錢穆說：『放寬成見，加緊步伐。』」放寬成見，就是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想要五年之內如何，或是十年內要變成世界第一，不要這樣搞，放寬成見，但是你自己的腳步要加快，加緊步伐。一方面你不給自己壓力，但是另一方面，你盡其在我的那股衝勁要能夠維持。
老師最近接下中華開發的董事職位，就是官股代表，是嗎？我很好奇中華開發到底是怎樣的機構？
那沒什麼了不得的，林全是我的好朋友，他總要有些人去做官股代表。所謂官股代表就是：官股代表政府、人民的股份，我等於是代表政府擔任一名董事，不希望公司胡亂經營等等。我原來是第一金控的董事，後來董事長被解聘了，但是第一金控與中華開發有點差別。第一金控最大機構就是第一銀行，第一銀行做的很多業務是消費性貸款；中華開發金控最大的機構，就是中華開發工業銀行，那是一個工業銀行，它做的大部分是企業的融資放款，因此中華開發服務的對象是企業；第一銀行有很多服務對象是個人，像是：信用卡、汽車貸款、房屋貸款等等。做什麼官股董事，一個月九千塊錢，要不是林全拜託我，我還不太想去，一個月大概開兩到三次會，每次會議大概要開半天，你問問黃俊傑教授、教務長，他們要不要去？大概沒人要去幹這種事，只不過因為他是好朋友，他要我去我就去。為什麼會去中華開發，因為他的業務單純，因為他是做企業放款，所以他的對象沒有個別的消費者，所以比較單純，這樣我才能夠學點東西，我要去學點東西，我想知道財務金融界是怎麼運作，我對這個很有興趣，我想藉這個機會學點東西，如此而已。為什麼大家對它會這麼注目呢？因為它出了一位劉泰英，但是他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請問朱教授，聽過經研所學姊提到，朱教授過去發表論文時，曾經有一次下午想想、寫一寫，不到一刻間就提出發表了。我想朱教授發表論文的經驗，可否與我們分享。
我沒有那麼神勇，那是亂傳的。我說一兩個自己覺得很好玩的研究，我說我有一點 wild mind，我做的東西都滿調皮的，我做過一個研究是這樣子的，很好玩，你們都聽得懂的，我覺得很好玩。我把歷史上的人口拿出來看一看，就會發現從有紀錄以來，從秦，因為它有一些稅籍資料，有稅籍資料就能知道有多少人頭，所以從秦漢開始，去畫一個人口數的波動。很多人口學學家想要去解釋那個波動，但是都解釋不了，人家怎麼解釋呢？就是婦女幾歲開始生育、幾歲死亡，那在幾歲時就應該生下過多少人，所以就會有波動，通通都是用年齡角度去看問題。我去看看史料，發現西漢末年因為黃巾之亂就死掉三分之二的人口，東漢末年又死掉好多人口，然後五代戰亂的時候又死掉好多人，我想這個人口波動怎麼會跟年齡有關呢？當然跟戰亂有關係，所以利用小時候常玩的，我就設計一個官兵抓強盜模型，我把人分三種，一類是官兵、一類叫強盜、一類叫農民。農民繳稅養官兵，官兵獵殺強盜，強盜搶奪農民，當他們互動的結果是某些情況的時候，人口的波動就非常像是中國歷史上所看到的，這就是我的研究。所以我在做什麼呢，我在把小時候玩的官兵強盜一直留在我的腦下丘或者視下丘，有一天我就忽然想起來了，我覺得這是用得上的，我就去用用它。這是片段去想的，我寫過面相經濟學，我們經濟學家就是在解釋一個存在的現象，為什麼它會存在人類社會這麼久，面相是華人社會普遍都會接受的，什麼人中長就是命長，耳朵大就是福氣好，這邊太窄就是怎樣，印堂如何如何，每一個都有它的學問，我問的問題是說，假設面相確實是有道理的，耳朵大確實就是福氣好，那華人社會普遍接受的面相就是有道理的。假設有沒有可能耳朵大，但是福氣其實沒有比較好，就是耳朵跟福氣是不相關的，但是有沒可能在這情況下，華人社會還是有很高比率的人相信面相？這就是我的研究，為什麼我去做這研究呢？因為有人說我耳朵很大，所以我要看看「朱耳朵」是怎麼回事，我就亂想，過程就是這個樣子。這是很好玩的事情，這是我們經濟學如此，當然朱熹不是這樣子做的，那我們的研究就是這樣子，要我講具體不太容易。
我剛剛說不注向吸收的知識有兩用：一個是幫助我們解問題；一個是幫助我們想問題、找問題。國內好多老師都說他不知道怎麼找問題，但是我坦白跟各位講，我從來就沒有一時一刻，沒有三、五個問題沒時間做的，我有一大堆的問題，腦袋裡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想法，我都不知道哪來的，小時候官兵強盜亂做做來的，就是像這一類的問題。就是因為我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雜問題，我不知道哪裡來的，所以我猜大概是跟我不注向讀書是有關係的，所以我今天才這樣講，這是實話。
剛剛老師講到第二個幸運是考上留學考試，老師的意思是不是因為老師考上留學考試到國外唸書這段經歷，讓老師有些收穫，老師是否可以談一下在國外唸國博士時期的收穫與經歷。
我們那時的家庭環境都不好，有公費留考與無公費留考，甚至會影響會不會出國，考上當然是很順利的事情。剛我說了從小到大很多血淋淋的回憶，小學、初中等等，大學的老師也不見得多好，但是研究所的老師確實非常好，研究所老師學問很好，他要求的東西不多，所以你有足夠的時間自己去吸收自己的東西。臺大有很多系要求的學分非常多，多到你沒有時間去學別的東西，我們通識教育想要擠出幾個學分來，每個系都不讓，說我的都是重要的，比如說：「不學完這個，哪裡成為一土木人？」我是亂講的，不是在講土木系。但是國外很多學校它要求的不多。第二個，假設你將來要唸書，你一定要去好學校，你不要覺得Harvard、MIT好，然後它會給你很大的壓力，不要這樣想；好學校的老師，大部分是好老師，就是說他的學問好，學問好的老師他不會壓迫你的。很多臺灣去的好學生，跑到二流學校，那個教授本身不怎麼樣，但是看到一個好的學生，如獲至寶，留在實驗室裡面留個十年、八年的，因為這樣就是他的廉價勞工，壓榨他嘛，這是一種。另外一種可能，是他自己不夠好，所以他沒有信心，所以你做到某個地步，他不敢讓你畢業，他不知道讓你畢業以後，是不是會丟他的面子。只有好的老師，他沒有這個壞動機，也沒有這個顧忌，他沒有留住你當廉價勞工的壞動機，也沒有顧慮你學問不夠而讓你畢業，他不會，他有充分的信心：「這樣就夠了。」所以，你要唸書就要去好學校，去好學校找好老師，這樣不會錯的，你以為那樣是便宜，受的苦才多呢。
我想請問老師，剛說到常覺得自己問題很多，所以時時刻刻都有很多問題，當你有很多問題的時候，你怎麼抓住重點？你怎麼知道到底要先研究哪個問題？因為總不可能同時研究很多問題，這是我的問題。
假設我有三個學生，我就一個人去做一個。這不是壓榨，人文社會與自然生命科學又有一點不太一樣，自然生命科學的研究生做東西，是在幫老師的忙，但我剛剛說過了，余英時的學問是在他的腦袋中完成的，那些學生是幫不了他什麼忙的，余英時指導學生是在「放電」，他不是在「充電」，所以假設我有三個碩士班、博士班學生，給他們做，坦白說，我在幫他們的忙，好多學生是做到後來碰到瓶頸，我得重新下去幫他做一遍，分下去不同的時間做，臺灣還有一個毛病，有一些雜七雜八的事情也會剝削到我們的時間，我曾經最高紀錄一年審過一百篇稿子，你能夠相信嗎？我三天審一篇稿子，這是題外話，我的時間也不是多到那種地步。
談到李念祖律師寫的基本人權，對老師如何不注向唸書，可以唸到法律相關書籍感到興趣，老師是原本對這有興趣嗎？
法律我是唸Ph. D都沒有唸的，是後來我自己唸的，我到臺大教書之後，就去法律系，偷偷坐在裡面，聽過民法總則、債篇、物權、刑法、民事訴訟法，在美國史丹佛，聽過三門課，自己看的，就是這樣子。但這有什麼好難的呢？就看嘛，因為我忘得很快，所以我唸民事訴訟法，就假設我懂民法，我是說真的，並非開玩笑，就是這樣唸。為什麼我去寫什麼基本人權，這是很非常容易理解的，大家了解經濟學研究很多市場跟政府的關係，我們研究市場，動不動就要分析國家或者政府可不可以介入市場，什麼時候要管制，什麼公營事業要民營化，什麼時候不民營化，這都是干擾市場，什麼是公平交易法，這都是國家去干擾市場，所以經濟學是研究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什麼是基本人權？基本人權就是國家與人之間的關係，國家可不可以侵犯你的擇業權？可不可以因為你性別如何，就壓榨你的什麼權？可不可以在高補考的時候出特定語言的題目？這都是基本人權研究的課題，所以國家和人之間的關係叫做基本人權，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係叫做經濟學，簡單的說是如此。但是什麼是市場，市場就是一群人的組合，所以研究國家與市場關係之哲學，跟研究國家與人之間的哲學背景是一樣的，所以我踏進基本人權是極其自然。不信你看歷史上，Jeremy Benson是功利主義之父，John Stewart Mel是自由主義之父(之一)，但是Mel跟Benson都是經濟學家，你看Benson如果不是經濟學家，怎麼會叫功利主義之父呢？所以在十九世紀的西方世界裡，刑法學者Jeremy Benson寫了一本「刑法」，他寫了很多法學的書，寫了很多人權的書，所以Benson既是經濟學家也是法學家，在以前根本就不太分的，因為他的資料背景是相同的，只不是現在很多人唸書，越唸越專、越唸越精、越唸越小，他已經不太習慣去退後一點看，我因為不注向讀書，所以才會退後一點看。
請問老師剛說要找一流的學校、一流的老師，這樣就引出下個問題，請問要怎樣才能自己進一流的？別人進二流的？
後面這句話我沒有講，我沒有說別人進二流的，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子了。
不過必定是這樣子的。雖然沒有說，但是inpuly。
我想我是從鼓勵的角度鼓勵，希望有機會到一流學校的同學，當然去一流的學校。為什麼這麼說是因為有的學生，他要出國之前，有Harvard和某一個可能是二流的州立學校入學許可，他問我要去哪一個？我通常會跟他們說我剛才說的內容。所以這不是一個衝突，如果你有Harvard的入學許可，和某一個州立學校的入學許可，你要去哪一個，假設你提出這個問題，我會告訴你去好的，並沒有inpuly大家去拼一個最前面的，把壞的留的給別人，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教授剛講到說做研究的路是非常寂寞而孤獨的，您是覺得與社會沒有連結嗎？還是沒有別人的認同？對學術研究上的信仰是什麼？是對真理的崇拜嗎？還是興趣或是想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
假設我們談學術的政策，政府該不該干預學術，那我會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就我自己而言是興趣。每一個人不一定需要有多偉大、正經八百的講出來的論述，才能夠做研究，有很多研究是講不出用來的，因為學術自由就是這樣子，所以我是基於我的興趣而去做研究，它可能有用，可能沒有用，就像你說我研究二李詞、研究白居易，有用嗎？我要你證明它有用，你累死了，你怎麼證明我研究宋代朱熹的歷史有用？我們不應該那種道德角度去問一個學者說：「你做的東西，是不是對社會有什麼用？功能是什麼？」事實上我也沒有這麼宏觀的角度，我只是從我自己的角度是興趣。
你剛說我做研究寂寞是不是與社會沒有連結？不是。我做的研究的題材，如剛有人問的基本人權，我做基本人權把好幾十則臺灣大法官的解釋拿出來，所以我做的研究十成九是跟臺灣社會有連結的，所以我有這個感情上的catchment是沒有問題的，我不是做一個象牙塔內的，剛才說的官兵抓強盜是有點象牙塔，是好玩的、胡搞的東西，我絕大多數的研究是跟臺灣社會有很密切的連結，為什麼會寂寞，因為我沒有人對話，我對話的機會很少，創新是原來所沒有的，所有的研究在創新時，我可以跟同事討論，但往往他們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我跟他們也說不出來，因為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將來會是怎麼樣子，研究就是走向未知，未知的東西，隱隱約約有種感覺、有種印象，但是我無法具體名狀，所以我怎麼跟人家討論呢？所以我再徬徨無主的時候，並非不願意與人對話，而是因為仍是未知，而沒有對話的對象，所以我就會寂寞。
我想研究很多是這樣子的，挫折也是一樣，做不出來誰能幫你一把？誰這麼厲害啊？如果這麼容易讓誰能幫你一把的話，那就不是有意義的研究，有意義的研究就是因為它並不是那麼容易幫的，因為它創新。余英時寫朱熹的書，寫了四年還沒寫出來，你說我去幫他一把，我怎麼幫？打一針維他命？
朱教授面相很好，跟太極拳有關係嗎？想請教有關太極拳的部分
太極拳有關係。我大學的時候有一點點血壓高，但是血壓高也許是因為運動或是什麼其他原因引起，因為太年輕了，我自己不會感到不舒服，但是我打了幾年拳之後，血壓就不高了，現在血壓也很正常，並不是說我血壓高身體不舒服，打了拳以後身體舒服就不高了，並不是這樣子，而是它這個病就沒有了，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所以我就有點迷信，太極拳打一打，身體也會比較好，疾病甚少，有一點內功，當然有幫助，體力好一點。
老師您好，我是會計系三年級學生，我想請問老師，您的子女現在都是就讀大學的年紀，以老師您經歷這麼多，再回頭看的時候，您覺得在有限時間裡面，大學生應該把大學學習的範圍放得廣一點？還是精一點？因為我自己碰到的問題是時間有限，可能我想修哲學跟科學，但是我又想要學投資學或是高統，自己傾向是廣泛接觸，可是像很多親戚朋友有在美國優秀大學就讀，如：UUPN、Berkeley，我覺得他們的大學生在大學時，以學商的來說，就非常專注投入在所學領域裡面，廣與精似乎沒有辦法兼顧，老師您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臺大不是有導師制嗎？我想那沒有標準答案，每個人情況不一樣，假設我是妳的導師的話，我會好好跟妳談一談，然後看看情況如何，我實在很難在一兩分鐘內告訴妳一個答案，妳的導師是誰？我可以跟他打個電話，說他沒有作好工作。
我主持過很多的學術討論會，也主持過很多的演講會，更主持過很多的會議，像今天晚上這樣的場景，是我少見的，我剛剛仔細看，不但沒有人打瞌睡，沒有人想要回家的感覺，剛剛也看到很多人舉手，但是作為一位主持人，就是要把時間掌握住，還再一個問題，這是因為我們主講人特別看到今晚大家興致這麼高，那就最後一個問題。
朱教授您好，我要請教的是夏教授之前在教育部出版的書上寫過一篇序文，他把經濟學者分成兩種，一種是政策的從業家，另外一種是學者，在書上我也讀過Milton Freemen只要在旁邊當一些總統的經濟顧問角色，不介入官僚體系，就像是您的好友林全現在正在擔任財政部長，請問老師覺得一位經濟學者在社會上，應該扮演怎麼樣的角色？謝謝。
都可以啊，每個人的意向不太一樣，當官有當官的基因，做學術研究有做學術研究的基因，這是亂講的。當官在官場中的生態與文化，很多人是不能忍受的，不能忍受就做不了這個事情，學術界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沒有老闆，做教授不太有老闆，什麼立法院，上至總統，下至芝麻官，我們想批評誰就批評誰，系主任要我們做什麼事情得拜託，基本上是這樣子的，所以我們不太需要去卑躬屈膝、趨炎附勢或者遷就某些環節，學者是如此。參與政策後，實際上就必須服從那個倫理，這也是應該做的，你不能學者當了政務官，對行政院長還一副很不甩的樣子，既然當了政務官，當然有政務官的倫理。但是，有一點要弄清楚，沒有一位擔任政策研究的人，他可以學理不好的，絕沒有這種人。
早年臺灣經濟的研濟的研究為什麼不容易做好？很多臺灣的學者，甚至包括企管學界，因為很多人太早踏進實務領域，太早就擔任開發金控的董事，他們去做金控董事或是做很多政府計畫，是為了要賺錢，一個計畫一萬塊、一萬五千塊，他兼個二十個計畫，他是為了要賺錢，號稱是參與政策，但是事實上是為了要賺錢，他內功還沒練好，就去推手，這會很慘的，這樣絕對做不好的。所以要去做經濟學的政策研究，一定學問要做好，美國也是一樣，總統的經濟研究顧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前是_____________________，後來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現在是誰我不知道了，____________________是在諾貝爾獎邊緣的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去年得諾貝爾獎，都是到了這個level，才去做所謂政策研究，或是提出政策建言，不到這個水準，不要去做那麼離譜的事情。這兩個從某個角度來說是性向的不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它是相輔相成的，沒有一個人說專攻這個，但是另外一個不懂，沒這種人的，也沒有人專攻學問，實務通通不懂，永遠在象牙塔裡面，在經濟學來說，沒這種人。
今天晚上有這個機會讓我們聚在一起，首先，我們感謝共同教育委員會黃主任委員的安排；更重要的，要感謝今晚主講者朱副院長、朱敬一教授，非常謝謝您，最後更感謝大家的親臨，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