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篇「我的學思歷程」之類的自傳文稿，敝人在下的年齒、德位、學行各方面都不夠資格，這種題目要保留給院士、校長、院長或榮譽教授等級的前輩學者去做，才會實至名歸。題目「我學歷史的歷史」，其實是故意玩弄一點文字遊戲──一方面是「『我學歷史』的歷史」，說明我誤上歷史學門這條「賊船」的過程經歷，另一方面則是「我學『歷史的歷史』」，涉及我碰巧在這條「賊船」上搖搖晃晃、不知不覺地進駐到了史學史這個專門艙房裡。其實我真正想講的是後者的意思，但是因為這兩者不論就邏輯上或發生學上的關係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割，也就是說，要想解釋後者，就不可避免地必須談到前者，所以我才會甘冒僭越的罪名，在以下若干必要的地步，略微提及我自己讀書求學的過程，所想要分享的，往往也不過是些卑之無甚高論、毫無示範足為效法的意味可言。以上是定下這個有點拗口、誇飾的雙關語標題後，必須要先聲明清楚的。

退一步說，雖然我的年齒、德位、學行各方面都不夠資格來講「『我學歷史』的歷史」，但是我的確有兩點的優勢，讓我可能比絕大多數前輩學者們都還有資格來試著講講這個題目。第一、跟院士級的前輩學者相反，在學術界的金字塔結構裡，大概再沒有比我身為剛開始教書第一學期的助理教授更接近各位同學的位置了！整整一年以前的現在，我還不過是一個研究所的學生，要到2010年的5月底，我才領到一紙博士學位畢業證書（還看不懂，因為哈佛大學畢業證書是拉丁文的），正式地告別我的學生身分。第二、我的博士班求學生涯（1994- 2010）整整延續了十六年！如果再加上之前在臺大念碩士四年（1988-1992）、大學本科四年（1984-1988），扣掉當兵兩年，前前後後我總共在大學裡當了二十四年的學生！俗語說人生理當「活到老、學到老」，我的人生則是事實上從懵懂少年當學生當到了心寬體胖的中年，累積了這麼多年的學生經驗，難以自棄，所以在陳慧宏老師邀請之下，表面推辭、其實內心暗自竊喜地答應（有人要聽我累積二十四年的牢騷？），樂意與系通訊的讀者們分享一下這些年來的甘苦辛酸。

以下內容，部分是在十六年的博士求學（六年海外修課、九年在臺灣寫論文、中間曾返回美國任教一年）即將告一段落的時候，有感於人生能有幾個十六年呢？撫今視昔，不禁反省這些年來讀書寫作的歷程與思慮，進行的一番內心的自我對話。這篇短文最早是英文稿，寫給關心的師友看，之後用中文增補轉寫幾次，為自己留個紀念。至於對學術教育未來有所惕勵，則吾豈敢？一切還是要由博士論文〈龜鑑之間：十一世紀中國的史家與史學〉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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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論文是藉著書寫過去史家如何書寫過去來克服我自己。( My dissertation is writing about the past writing on the past to overcome mysel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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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的博士論文是關於書寫的書寫，因為我在書寫。無論我們喜歡與否，現今幾乎無法想像不寫一個叫做博士論文的文本而能取得博士學位（少數藝術科系或許可以用作品代替）。不從事學術寫作而能在當下安身於大專教職更是困難，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話。「出版，否則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早已是老生常談，但這至少是針對那些已經據有職位的人。對於所有學位候選人來說，「我寫故我在（I write, therefore I am.）」，庶幾乎更逼近殘酷現實。除非一個學者書寫，要不然他／她在如今的學院中實際上就等於隱形不見。

問題是，我一直是個龜速的書寫者，可能同時寫的也很糟糕，但龜速是確定無疑，耗費近十年才寫出博士論文這個事實，已經說明一切。就此而言，書寫博士論文不僅僅意味著滿足取得學位的部分必要條件，更進一步代表了我個人想要克服自身寫作缺點孤注一擲的嘗試。當各章節的主題在漫長研究寫作過程中逐漸浮現出來的時候，在某一個時間點上，我突然意識到所有論文中所處理的宋代史家都是多產作家。也就是說，我無意中（或者潛意識地）將我自己拋擲進入一個作家群的世界，他們的書寫生產力之高，是我這輩子連作夢都到達不了的程度。我多年以來始終好奇人們為何寫作，好奇的原因正是因為我不好寫作。既然我無法在論文裡囉哩囉唆訴說著我為什麼不愛寫作然後以此取得學位，但至少可以換個正面思考的角度，試著去瞭解為什麼其他人寫作，尤其是在某些例子裡，為什麼有些作者會在一本書上花上十年或十年以上的功夫！（司馬光《通鑑》、蘇轍《古史》都超過二十年，歐陽修《五代史記》從三十歲改寫到六十六歲過世，《冊府元龜》只用了八年，但那是二十三位一流學者團隊合作的成果。）

對我來說，書寫一直是個謎團，不論是現代或者古代的。很明顯的，四處詢問我的現代學界師友們為什麼長期筆耕不息（或者永遠苦陷在寫作瓶頸之中），並不符合社交禮儀，所以我只好將問題意識轉移到古代。當我的博士論文寫作計畫在2000年起始的時候，舞台本來是設定在南宋初期的十二世紀。經過兩年的嘗試錯誤之後，我終於不得不向自己承認：不先瞭解前一個世紀的史學界發生了什麼事情，不可能把十二世紀史學發展說清楚。我猶豫，因為這個轉進，意味著我必須放棄兩年多的閱讀準備，幾乎等於另起爐灶，但是我知道除了向前推進一百年，別無選擇。理由如下。

《資治通鑑》的出現無疑是第二千紀裡中國史學史上最重要而影響深遠的事件。從史學的角度來看，關於《通鑑》及其後續系列史學著作至少有三個故事可以講。第一個是接受史的故事，將各種後續著作視為提供閱讀《通鑑》（作為經典文本〔master text〕）在時空中展開之多元可能性。第二個是追溯《通鑑》如何成為一個經典文本的過程，主要是在十二、三世紀，這是一個晉封科典（canonization）的故事。第三是個史學史脈絡化的故事，亦即將《通鑑》與其他同在十一世紀中國產生的史學作品等量齊觀，進而理解他們各自在當時可能存在的史學意涵。這三個故事以複雜的方式彼此牽連，但是一次只說一個仍然可行，而且很可能比較清楚。我原先的南宋初年計畫引導我注意到第二個故事，之後我才意識到第二故事不容易說清楚，除非照順序先釐清第三個故事。

經歷了這個痛苦的轉折之後，我的博論逐漸聚焦於一群十一世紀北宋中期的史學家和他們的重要史學作品。很大程度上，這群我所書寫的十一世紀宋代史家和史學彷彿是「我意向投射的切身他者（my intended significant others）」。他們與我1994年進入哈佛大學念博士班之前與之後的生活切身相關（significantly relevant）。就自傳歷程而言，從1984年嚮往史學通識，以第一志願考進臺大歷史系，1989年懵懂走上追求跨文化自覺的近世中西思想史學研究，到1996年在哈佛修習用英文講寫宋代史學seminar，這三個轉折終於將野馬塵埃的我聚焦到了一個特定的範圍──傳統上所謂的史學史，但是我偏好將其擴大稱之為「歷史書寫學」。英文historiography一字至少可以有四種不同的意思與譯法：（1）在日常學院美語中，泛指對特定領域或課題既有研究成果與基本史料回顧的概括用法，可稱為「研究文獻」；（2）對古往今來史學名家、名著的探討，大致相當於現代漢語中「史學史」的範疇；（3）當它指的是各大文明傳統中由來已久、對編纂史書體例與技術程式的論述時，「歷史編纂（學）」比較接近原意；（4）當這字在比較具有理論意涵，或者說，在所謂「語言學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觀照下的語境中的時候，我把它譯成「歷史書寫（學）」，關心的焦點則是書寫者之位置（positionality）、書寫本身作為一個事件（writing as an event）、文本及其脈絡（text and its context）等問題。這四者當然並不完全互斥，在使用上也常有語意重疊的狀況，但一旦打開了視野，在實際操作上，「歷史書寫（學）」研究是可以和思想史、制度史、文化史甚至廣義的文學（化）批評通盤考慮、相互為用的。

在博論中，我同時也刻意運用研究對象與我之間千年的時間差距作為「自我他者化」的一種策略，亦即，將十一世紀宋代史學建構成為與我們現今史學實踐相對照的天際視域。至少乍見之下，宋代史學界與現代史學界之間的差異是明顯到足以稱之為「他者」而當之無愧。十一世紀宋代中國是沒有大學歷史系這種東西，當時任何人也無需寫本叫做博士論文的勞什子才能獲得社會認可成為高級歷史教師，沒有專題討論課、沒有歷史學位、沒有長期聘約、沒有註腳、沒有學術會議、沒有教授分級、沒有國科會補助申請、沒有匿名審稿……，幾乎所有現代史學界通行的制度習慣都不存在，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宋代的確有針對過去的歷史書寫。「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己的歷史書寫者（“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當時不僅僅是個令人嚮往的口號，而且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選項。在成為一個歷史書寫者的路上，制度性的路障，或者阻礙，在宋代並不存在，至少表面上看來似乎如此。業餘素養甚至還不一定就被輕易認定是業餘素養而已，因為當時是否有相對照的史學專業都還在未定之天；做一個民間學者也沒什麼不好，只要那時還沒有頂著博士、教授頭銜的所謂專家學者扮演太上權威四處嚷嚷。

我之所以會這樣問宋代史學這些問題，是因為西方也不是開天闢地以來就有「歷史學」（含學科、學家）存在的！Hayden White在1993年2月5日接受Ewa Domanska訪問時就曾指出：「我一直就對人們為何研究過去比較感興趣而不是研究過去本身……，一個社會會有研究過去的專業人士是很奇怪的……。許多文化並沒有這種現象，為何西方產生這樣的專業？直到十九世紀早期，大學裡並不教歷史。從前歷史並非大學裡的一個教研主題，也沒有歷史教員和科系。……歷史是人人可寫之事。你無須寫一本論文然後取得執照去從事史學。」A. D. Momigliano（1908-1987）也曾指出，“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 idea that one could write a history of Rome which should replace Livy and Tacitus was not yet born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Both in Oxford and 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was taught in the form of a commentary on ancient historians.” （見其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一文，收於他的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書中。）

不過，這樣一來，宋代史學世界聽起來像是個現代學術界棄卒的天堂！但真是這樣嗎？宋代真的沒有任何史學建制或機構嗎？即使沒有現代職業史家所經歷的制度性壓力，那些北宋史家們在從事漫長認真的歷史書寫操作時，難道真的沒有任何行規準則必須要遵循嗎？除非十一世紀的史學境況是個徹底無政府狀態，那時一定有某些超乎恣意混沌的論述型塑規律存在，值得進一步研究。雖然我個人私心是希望所有史學工作者永遠不用受到任何截稿或者學科規訓壓力，但是我也瞭解，在自我他者化（亦即一個自我及其切身他者的真誠視域混融）與自我投射（無論是正面烏托邦或者反面烏托邦, utopian or dystopian）之間，是有一條臨深履薄的界線必須要區劃分明。過去並不總是比現在好或壞，他們只是不一樣而已。去理解過去之於現在的差異，需要將自我從當下「假釋」（bail out）出來，這就是我所謂的「自我他者化」。雖然一個自我可能永遠無法變成他者（為什麼要？），「自我他者化」仍然是一個有效而必要的策略措施，以便達到「控制、康復、還原自我（get over one’s self）的目標。 [註釋一]朝這個方向儘可能走去，我就稱之為「克服自我（overcoming oneself）」。

書寫另一個時代屬於「自我他者化」策略的一部分，用外語寫作也是。我以非第一語言的英文來寫作博士論文的這點事實，不僅倍增、更是具體呈現了達成「克服自我」與「自我他者化」使命的困難性。語言可能是當下這個日益全球化、麥當勞化的世界裡差異性的最後一道防線。[註釋二]就我不管用英文還是中文寫作幾乎一樣龜速這點而言，英文並不構成問題。在解讀十一世紀的中國士人的學術語言的時候，我同樣需要大部頭辭書幫忙才能譯解，幾乎如同閱讀一個外語一樣，所以翻譯（古今中英）總是必要。英文和翻譯兩者都不是問題，並不是由於我個人的英文與翻譯能力多麼無懈可擊，相反的，正是因為這兩者永遠在需要改進的狀態之中，無論我的第一語言是漢語或英文。當然，身為現代漢語的慣用者，可能在讀寫宋代史學的時候給我某些便利；不過，如果我們嚴肅看待長期間所造成的時空差異和語文變遷的話，宋代與我們現代漢語使用者之間的鴻溝還是有可能寬闊到如西諺所云：「過去乃是一個異邦（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某些從過去長留至今的語文積澱或者歷史殘存，既可能幫助、也可能妨礙一個二十一世紀的漢語使用者去理解千年以前形成的論述。語文與歷史遺產使人榮耀的程度，可能不亞於將人羈押於歷史延續性與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海市蜃樓之中。就像汽車換檔一樣，轉換進入一個非中文的前進檔，可以強迫（以及幫助）一個現代中文使用者排除各式各樣常識成見，進而對傳統智慧取得嶄新視角。

總歸而言，重點是學問思辨的目標究竟是克服自我，還是在自己的原生語言社群之中自我滿足。我個人「克服自我」與「自我他者化」的夢（理）想是：有一天這世上判定最好的學生和學者，會是那些能夠用外語流利地論述他們自己的歷史文化遺產的人。由於是自我認同的歷史文化遺產，所以理解的層次應該切身而不致於膚淺；能夠用外語流利地溝通，意味著個人勢必掌握非母語的語言文化到一定的程度。（還有什麼比這個方式更能有效測試一個人外語能力的限度？）這個夢（理）想不同於一般翻譯的關鍵點，在於「自我翻譯（self-translation）」。一般翻譯是將外語載物轉化進入個人的母語社群，自我翻譯則是將個人歷史文化遺產轉化出口為非母語形式。翻譯在目前社會型態下經常委託給外文系、外國史、區域研究、翻譯作家等等專業人士負責，自我翻譯則是希望在面向未來全球村形成的過程中，作為高等教育中通識人文教養的必備成分。如果作的好，翻譯和自我翻譯都能夠成就雙語主義、文化互相施肥、前景化的比較研究、以及發揚光大混種和合（bilingualism, cultural cross-fertilization, fore-grounded comparativism, and the celebration of hybrid-ity）。如果作的不好，兩者都可能滑落變成曲解、背叛或馴服（distortion, betrayal, and domestication）。就翻譯而言，其過程主要是為了將域外事物帶回家來讓同胞覺得安穩而可以瞭解，而不是出遊、放逐、遷徙、移居、離散，加上所有自我翻譯者所可能暴露其中的風險。翻譯與自我翻譯都是為了裨益溝通；不過，一個自我翻譯者更為主動先行，擔負起跨出善意第一步的責任，將自我轉變成為比較容易被他者了解的型態，以便吸引對方投入追求相互瞭解的共同冒險。翻譯是一份邀請，自我翻譯也是。然而前者主要瞄向的聽眾是相同語言使用者，後者則是語言社群的他者。就翻譯是為自己的語言社群製造攝取他者以豐富自身的便利這點而言，翻譯是自我滿足性質的；另一方面，自我翻譯則代表著有意識試圖進入另一個語言文化世界的成年冠禮（the rite of passage），它所造成的不方便是有可能達到舊的自我被超克、新的自我浮現的程度，亦即「自我克服」。（The older self may be “over” and a newer one may “come,” namely, the self is “over-come.”）當然，翻譯的終極可能與否（translatability）從過去到將來都是一個問題，無論是不是自我翻譯，但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暫且不論。

在自我他者化與自我翻譯的脈絡裡，有必要構思一個更複雜、多層次的歷史文化遺產（heritage）概念。一個人的「遺產」，照定義講起來一定是繼承來的，但是一個人從他或她的原生家庭、社群、傳統繼承來的東西，尤其在今天，極少極少是單一源頭而又同質同種的。我最喜歡舉的例子就是我自己成長的經驗。雖然作為一個在臺灣出生受教育的現代漢語使用者，但我必須承認，我幾乎同時第一次讀到王陽明和黑格爾兩個名字。那時我約莫十三、四歲，在父親的書裡亂翻。即使後來我發現那書裡對兩人的說明不見得正確，但直到今天我仍然納悶，王陽明和黑格爾兩人之中到底哪一個影響我對人的主體性與自我意識的構想比較深？如果我可以為自己畫一張思想祖譜的話，我想他們兩人都是我想高攀引以為榮的先賢。

因此，掌握一個非漢語語言以便儘可能貼近閱讀某些思想先賢，事實上是在找路回家，正如同我在本地的學校教育過程中，漸漸學會了文言文，才能夠上溯「良知」的字源到孟子，甚至更早。就這個意義講起來，自我他者化有時候並不真的是將自我變成他者，而是將某些早已是自我一部分的要素進一步深化與回歸；同理，自我翻譯不過是在自我的多重遺產之間相互轉寫而已；同理，克服自我實際上往往是在漫長、時而曲折蜿蜒的尋找靈魂旅程之後驀然回首的歸鄉之路。這個旅程的終點在哪？我現在也不知道，但書寫十一世紀北宋中期史學確定是一個中繼站，一個反省我之所以為我，而且今天會走到這步田地的機會，藉著研究一千年前的士大夫文人史家們是為何寫作、怎樣歷史。

〈龜鑑之間：十一世紀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是以司馬光《資治通鑑》為十一世紀宋代史學最重要成就之傳統智慧為出發點。然而，重新檢視《通鑑》編纂史，顯示司馬光與一般官方史學、尤其與歷史百科全書《冊府元龜》之間，存在著啟人疑竇的悖反關係。第一章提議視官方史學為一種歷史書寫操作型態，在宋代制度與文化脈絡中具備其自身的生產位所、程序與產物。第二章探索《冊府元龜》的編纂及其史學意義。作為官方歷史書寫操作傳統的一個持續而富創造力的發展，《冊府元龜》同時重寫了實用取向的類書傳統與流傳下來的諸多正史，使之轉化成為一部關於歷代君臣事跡的分類通史。第三章轉而探討歐陽修的兩部?新史學」。《新五代史》和《新唐書》都是基於現存正史的重寫，但是兩部書構成強烈對比：一部徹頭徹尾屬於官方史學，另一部則被有意地保持私書身分，這對比表明了歐陽修之於當代官方歷史書寫操作的雙重角色，既是內行又是外人。他的?新史學」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被詮釋成（實際也是）?舊史學」，因為兩者都超越比較晚近的正史範例而向上探求漢代偉大史家司馬遷《史記》的五重奏形式。第四章挖掘一部至今較少研究的歷史文本《古史》，其書與《史記》以及作者蘇轍其他作品之間存在的濃重互文關係，明顯而可疑地具現了宋代史學論述中「重－寫」（re-write）動作的歧義，《古史》的重寫是如此特別，我稱之為?覆寫」（over-writing）。結論重訪司馬光及其《資治通鑑》，透過前面幾章對比，發現《資治通鑑》從三方面以一種特立獨行之歷史書寫操作模式呈現其自身：（1）抗拒被館閣位所及其連結文化條件制約，（2）發展出一套非官式的有效率團體工作程序，（3）既非範疇分類亦非紀傳形式的批判性編年文本產物。綜合所有章節，一幅不同於過往瞭解的十一世紀宋代中國史學星圖於焉浮現。

和前文中引用的Hayden White不盡相同，我對「人們為何研究過去」與「研究過去本身」都感興趣，也懷疑兩者是不是一定分得清楚，所以就走上「研究過去人們為何研究過去」，也就是「我學『歷史的歷史』」的路子，至於本身不本身，那就看是誰的本身了！

（2011年5月3日初稿）

 [註釋一] “Get over”在英文裡有多重意涵：“To control, deal with…,” “to regain health or success after …,” and “to believe, to learn to live with the shock of …” 每個意義在這裡都可以有它各自的理論意涵。我正想取其多義綜合，並且順便提出一點get over與overcoming之間的諧音遊戲。

[註釋二]我仍然生動的記得，1990年代中期剛到波士頓讀書的時候，日常生活最難適應的問題並不在課堂教室之中，反而是到各式餐廳裡讀懂菜單點菜。有時候為省麻煩，乾脆就到麥當勞之類的速食店，全球標準化的編號餐點可以省掉所有的尷尬不安。生活世界的食物或物質面或許可以全球化，但是語言仍會不斷提醒旅人異邦作為他者有所令人不解之處。我花了好幾次才聽懂波士頓口音裡 “here or to go” 是什麼意思。